為什麼貧富不均和教育有關？這是問題根源嗎？ | u 值媒

貧富差距的趨勢，反映出越來越深層也越來越結構性的作用力。

最近有一份大規模研究顯示，供需變化是對這些趨勢的最好解釋──換言之，對大學學歷勞工的 ... 為什麼貧富不均和教育有關？這是問題根源嗎？2020-04-0517:00 /U讀小編為什麼貧富不均和教育有關對於來美國遊玩的歐洲人而言，最令人心滿意足又鼓舞人心的一面，就是沒有強烈的社會階級。

即便現今階級概念仍在英國和（恐怕絕大多數居民都會不痛快地加以否認）法國這樣的國家滲透。

藍領勞工對其在社會中的地位，感受與白領專業人士截然不同。

這點當然會影響到他們對自我的感受，也會影響他們的志向和政治意向。

相反的，階級概念在美國孤掌難鳴。

事實上，接受民意調查時絕大多數美國人──年薪兩萬到三十萬的皆然──都會回答他們屬於中產階級。

我始終認為這點是舊世界和新世界之間最根本的一個文化差異，這樣一個差異，使得美國人具有強烈的企業家精神，它也是造成面對貧富差距與再分配問題時，態度有所分歧的原因。

圖／Pixabay分享facebook 可是，不論美國人的自我認知為何，收入程度的差距不斷擴大。

這個擴大具有強烈的地理因素，同時也是技能導向。

【表7-1】顯示，全職男性勞工的鐘點薪資，自一九八○年以來，按著他們的教育程度而改變。

今天，高中學歷和高中以下學歷的男性，薪水比他們在一九八○年時低。

相反的，大學學歷勞工的薪水卻大幅增加。

其增加的數字甚至比碩士或博士學位勞工還要多。

圖7-1分享facebook「大學文憑薪資溢酬」（collegewagepremium）──高中和大學學歷勞工間的薪水鴻溝──是勞動經濟學家們最常用來追蹤勞動市場不平等的依據標準，因為它最能捕捉到典型有技能勞工與典型無技能勞工之間的差異性。

一九八○年時的「溢酬」相對小──只有百分之三十一──可是從此往後每年都在增加，如今已是一九八○年時的兩倍。

倘若論及在其他方面補貼的百分比，這個差距甚至更高，大學畢業生很容易找到雇主支付健保和其他優渥的房屋津貼。

貧富差距如今是個熱議題。

有個廣為流傳的誤解是，美國的不平等全都是金字塔頂端百分之一和其餘百分之九十九之間的鴻溝造成的。

雖然超級富有讓人有無限遐想，但他們的所得卻不是造成這些數據的主要因素。

這些數字並未反映出我們與紐約第五大道上坐擁頂樓豪宅的百萬富翁、或手握百萬股票選擇權的科技新貴間的差距。

相反的，這些數字反映的是典型大學畢業生和典型高中畢業生之間的差異：做著尋常工作、家庭平凡、繳著各種貸款的凡夫俗子。

即使把所有執行長和金融家從數字裡剔除，這張表格也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美國今天最大的不平等，不在於數千計的企業鉅子。

誠然，他們的財富占比增長是個問題，其重要程度卻不如教育造成的快速差距；四千五百萬大學學歷勞工與八千萬低學歷勞工間差距日增。

我們即將發現，這種差異才是真正影響大家生活──人們的生活水準、家庭穩定性、健康，甚至下一代健康的禍首。

另一個誤解是，貧富差距的加劇，泰半起因於太過深思熟慮的經濟政策：最低薪資的真正價值衰退，以往捍衛低薪勞工的工會等制度式微，還有，普遍傾向放鬆管制（deregulation）。

但是審慎解讀這份數據會發現，制度上的因素只是次要影響力。

貧富差距在過去三十年來，一直都在歐洲、亞洲和美洲各地增長──每個地區都有不同的勞動力市場制度、規章、賦稅政策、工會介入及最低薪資的各種標準。

在美國，貧富差距在最低薪資很高的藍州和在最低薪資很低的紅州，都同樣增長，而大多數的產業都是，不論工會比例高或低都一樣。

事實上，貧富差距的趨勢，反映出越來越深層也越來越結構性的作用力。

最近有一份大規模研究顯示，供需變化是對這些趨勢的最好解釋──換言之，對大學學歷勞工的需求增加，但供應量卻減緩。

哈佛大學經濟學家賴瑞．卡茨（LarryKatz）和克勞蒂亞．戈爾丁（ClaudiaGoldin）曾調查，二十世紀以來的供需狀況，發現本世紀裡絕大部分的時間，供應量都超過需求量，這使得薪資不平等的失衡狀態受到控制。

美國人上大學的比例在一九五○至一九六○年代迅速激增，因此，大學和高中畢業生所得的鴻溝保持穩定或衰退。

可是在過去四十年間，需求量大增，失衡狀態也暴增。

需求量失衡的情形尤其對男性最顯著：從一九八○年到今天為止，大學學歷男性白人（年紀介於二十五至三十四歲間）增長幾乎少得可憐，只從百分之二十二上升至百分之二十六。

所幸，女性的數據看起來好一點：雖然她們起步慢，但近年來再度迎頭趕上。

時至今日，最近擁有大學學歷的有六成是女性，僅四成是男性，這是自一九八○年以來最顯著的變化，當年情況正好顛倒。

兩位哈佛經濟學家認為，如果大學學歷者自一九八○年來數量的增長，能與早期的比例相當，那麼美國的貧富差距將會降至過去三十年的水準，不會加劇。

對此該如何是好？我們知道有技能勞工之所以需求量增加的原因：科技進步、全球化、外包，還有傳統產業式微轉移。

而我們也看到轉向由人力資本引發的概念主導經濟，對美國有益。

因此，對技能勞動力需求量的暴增，政府幾乎不能也不該加以限制。

再者，我們是可以做相當多的努力來增加其供應量。

不妨暫退一步來看，有技能勞動力的供應量減緩，著實讓人困惑。

既然大學學歷勞工的薪水，已較低學歷勞工的增長多那麼多，為什麼沒有更多青年利用這個優勢，躋身大學之門？遇到這個問題時，標準回應全都歸咎於大學學費高漲：一九七○年代時大學是平價的，但從那時起，私立和公立學術機構的費用扶搖直上。

耶魯大學的學費從一九八○年的六千兩百一十美元，漲到如今的四萬零五百美元。

柏克萊的學費從一九八○年的七百七十六美元，飆升到今天的一萬三千五百美元，其漲幅更高。

這些都不是例外。

美國典型大學的學費，在過去三十年來已經增長了十倍，遠遠多於經濟方面絕大部分商品或銷售服務。

這是問題的根源嗎？十七歲的年輕人多數會認為，上大學可以搬出父母家、體驗新人生，偶爾還能酩酊大醉一場。

不可否認，經濟學家乏味至極，往往單純以金融用語來看待人所做的決定。

一九六四年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家蓋瑞．貝克（GaryBecker）寫了《人力資本論》（HumanCapital）一書，榮獲諾貝爾獎。

書中的中心思想淺顯易懂卻震撼人心。

決定要上大學在其立論要點當中，重要性不亞於其他的投資決定。

買「國庫債券」（TreasuryBonds，通常簡稱T-Bonds，中文簡稱國債）時，你先付了款項，然後慢慢領取一連串的收益。

貝克指出，上大學情況大致相同。

二○一一年的預付費用相當高。

把學費成本及放棄可以工作四年所得的薪水都納入考慮當中，總投資金額逼近十萬兩千美元。

這是一大筆數字，不過收益更大。

【圖7-1】將典型大學學歷和高中文憑勞工一生中所賺取的薪資做了比較。

兩者的最大差距是在二十二歲時，此後隨時間越來越大。

到了四十歲時到達高峰，那時大學學歷勞工平均差不多有八萬美元年薪，相較之下，高中畢業生平均是三萬美元。

倘若一個十七歲的青年決定要上大學，可預期他一生所賺的將超過百萬美元。

假如不上大學，他只會賺到一半不到的錢。

圖7-1分享facebook大學不僅是個好投資，也是所有投資中最棒的。

以十七歲年輕人的父母為例，就有說服力了。

如果父母不花費十萬兩千美元給女兒上大學，而是將十萬兩千美元換成股票或國債，那麼是上大學好，還是爽拿金融投資的收益好？格林斯通和魯尼兩位專家將大學學歷與其他金融投資做了比較，發現很難找到哪項投資有比這個更高的報酬率。

投資大學文憑能帶來超過百分之十五的「通膨調整」（inflation-adjusted）年收益，比起有史以來任何股票報酬率（百分之七）和債券、黃金、房地產（全部低於百分之三）都來得高。

大學是聰明投資人應該擺放資金的部位，甚至無須擔憂風險。

結果會是，投資在人力資本上不僅有較高的報酬率，往往也比其他投資更安全。

若大學是一支股票的話，它會是華爾街的寵兒。

尤有甚者，大學學歷的優勢並不局限於財務上的收益──它們還延伸到健康、婚姻及生活各方面。

經濟學家珍妮特．嘉瑞（JanetCurrie）和我針對典型的兩百萬名人母樣本做調查，發現學歷高的人母比較容易結婚：百分之九十七大學學歷的人母在生產時都是已婚的，而高中中輟生僅百分之七十二的人母是已婚身分；在已婚人母當中，前者族群的丈夫收入較後者的高相當多。

好學歷的優勢不僅是個人的收穫，也庇蔭給了她的孩子。

我們發現，大學學歷的人母只有百分之二在懷孕期間抽菸，而高中程度的人母有百分之十七是癮君子，中輟生的比例更高達百分之三十四。

大學學歷的人母很明顯比較不容易早產或誕下體重不足的嬰兒，這兩項都足以影響日後的健康問題。

大學學歷父母所生的子女不僅比較健康，本身也會接受到較好的教育，又再進一步增進其健康與收入。

請注意，更重要的是，之所以交互解釋這些差異，根據的不單是大學學歷婦女上大學前就養成良好習慣，而是教養及其他社會經濟因素所致。

這些差距反映出它們的成因，因為我們觀察到，在居住的郡裡若新大學設立之後，婦女就會大為獲益，但之前卻沒有。

和經濟學家蘭斯．洛西納（LanceLochner）共事時，我也發現教育還能帶來額外的好處：降低犯罪活動。

在白人男性當中，教育程度高的人，因認罪受到監禁的可能性顯著下降，這個作用對非裔美國人甚至更大。

有趣的是在這個例子裡，教育不僅嘉惠受教育的個人，也擴及社會整體。

毋庸置疑，教育對個人、家庭和社區有各種好處，且可能是世上最好的投資。

因此，更多美國青年不上大學，令人萬分驚訝。

究竟是何因素限制了美國人力資本的擴充？有個阻礙是，許多家庭很單純就是沒有或無法借貸到足夠先付出去的教育費用。

一般來說，若有人想做個好投資但缺少現金，他會去找一家銀行貸款。

每年數以百萬計的小型企業都是用這種方式誕生的。

然而，這一點卻是投資在人力資本上迥異於其他投資之處。

創辦企業通常也要投資在可以做為擔保品的商品上，比方說機械設備或房地產。

相反的，人力資本卻完全是非物質的東西。

這可以解釋民間產業為何不跳進來幫助大家去上大學。

試想「避險基金」（HedgeFund，又稱對沖基金或套利基金）的做法，如果不投資現有的企業，而是去投資青年教育，等他們進入勞動市場時再從他們較高的薪水中收取部分做為報酬。

有一家社會企業「路鼐」（Lumni）一直致力於此。

它已經招募到一千五百萬資金來融資給美國和拉丁美洲低收入學生受教育。

沒有擔保品，很難看到它的這個商業模式規模能擴大。

路鼐確實要求學生在畢業後十年要從收入中償還固定比例貸款，但這幾乎是道義上的義務，實際在操作上，想強制執行的話，所費不貲又耗時。

所以民間產業的參與始終低迷，因此政府會提供補助貸款給值得接濟的學生。

但對於貧戶的低大學入學率，信用限制（creditconstraints）的影響力究竟多大，經濟學家意見莫衷一是，不過很清楚的是，這點對很多家庭是個重大因素。

圖／Pixabay分享facebook第二個絆腳石，是美國地理分歧在教育線上日益加劇。

如前所述，家庭擁有大學學歷的成年人，越來越多會和其他大學學歷的人成為鄰居，而高中學歷的人越來越常與高中學歷者為鄰。

這點影響下一代甚鉅，因為同儕影響很可能是上大學的重要決定因素。

孩子和無意上大學的朋友為伍，比較不願意上大學；和大學掛同儕為伍的孩子則相反。

這種社會乘數必然會加劇社會經濟不同的族群間，在教育程度上的差距。

這就帶到最重要的因素：早期教育。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士．赫克曼（JamesHeckman）長期以來主張，技能積累是一個動態過程，「技能和投資是相生關係的。

早期投資會促進日後技能。

」為了真正了解對大學教育的投資不足，我們必須往前推回高中時期，甚至更早。

如果不從投資孩子開始，大學將永遠是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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