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與台灣抗日50年 - 《海峽評論》371期

客家人與台灣抗日50年. 曾德宜（民間學者）. 《聞南京陷倭感賦》. 龍蟠虎踞建新猷 ... Togglenavigation 《海峽評論》300期-2015年12月號 首頁 期刊列表 抗日親屬協進會 作者 全文搜尋 客家人與台灣抗日50年 曾德宜 （民間學者） 《聞南京陷倭感賦》 龍蟠虎踞建新猷，十載經營一旦休； 土木輝煌飛炮焰，園陵佳麗躪胡酋。

金脂銀粉哀誰享，肝血屍骸逐水流； 大難只盡當大悟，去私結眾濟神州。

二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宗愚弟丘琮書 今年是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也是中華民國政府的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

惟目前兩岸當局辦理紀念活動，因意識型態和現實政治上考量，對這段歷史有不同詮釋和說法，如中華人民共和國認為中國共產黨是當時中日戰爭的「中流砥柱」，而遭中華民國政府馬英九總統和郝柏村先生等人嚴正駁斥；不僅如此，在這場全球反法西斯、反侵略的戰爭中，因當時的台灣及澎湖群島尚屬日本領土，故生活在那個時代的台灣同胞，也有人如李登輝先生陳述個人當時的認知，而大受其他海內外的華人的撻伐。

過了70年，關於這場戰爭的領導權之爭，幾位老人家的個人記憶，畢竟對現代社會已不是那麼重要了。

從歷史學者黃仁宇先生所提的「大歷史」的角度來看，當70年前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以及台灣和澎湖群島重回中國的版圖，其所代表的意義，則是中華大地在文化及歷史上不致遭遇外族侵略下「第三次亡國」的命運；在這場反侵略的戰爭中，中國方面雖然犧牲相當慘烈，但最終由堅持「民族大義」者獲得勝利，體現了「民族氣節」（過程）和「正義」（結果）。

更精確地說，這個結果的歷史意涵，不僅是中華民國歷史上的「抗戰」的勝利，更是中華民族史上的「抗日」勝利；不但由「反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者」的一方，所獲得的「勝利」；這也是由「堅持民族氣節」的一方所獲得的「正義」。

同時，這段民族精神發揚和堅苦卓絕的奮鬥歷程，實際上是長達50餘年的堅持與奮鬥，故今年應紀念的不僅是抗戰勝利70週年，兩岸政府更該全力辦理紀念台灣乙未戰役120週年的奮鬥偉績。

無論是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還是自1937年「蘆溝橋事變」後起算，都未納入1895年甲午戰爭後台灣人民的抗戰歷史，即乙未割台後自發成立的「台灣民主國」和島內各地紛起的武裝或非武裝之「抗日活動」。

台灣抗日志士心向祖國，不忘本的歷史事蹟也遭漠視。

因此，兩岸當局雖大肆慶祝這個偉大的「勝利70週年」，台灣多數新生代卻覺得與己無關。

「客家」這個處處為客處處是家的漢人族群，千百年來墾拓遷移。

無論環境如何險惡，為尋求生活環境的安定，客家人不斷的自北方中原地區向南遷徙，長期下來鍛鍊出堅忍的毅力與硬頸的精神，向大自然生存法則挑戰，除了成為語言與文化價值體系的守護族群外，在族群特性基礎上形成的價值觀－－個人毅力之強大甚至頑固的「硬頸、堅持」精神，每逢遭遇外族入侵時，秉持民族氣節，堅決抵抗，足以垂範中華大地，在中華文化傳承上、歷史正義與民族精神的表現上，是當之無愧的「中流砥柱」。

「蕉嶺三傑」－－丘逢甲、羅福星、謝晉元，他們的名字和事蹟，已呈現在兩岸當局的歷史教科書中，為我們所熟悉並廣為流傳給後世外，而如前述在這段與日本統治台灣半世紀期間（1895-1945年），許許多多生活在兩岸的客家人和本鄉蕉嶺的先賢們，秉持著民族氣節與大義精神，在民族發展的史冊上亦同樣不朽，作為我們客家精神展現的典範。

從第一次中日戰爭（甲午戰爭）後到第二次（九一八到七七抗戰）這段期間，無論在台灣的武裝抗日或非武裝抗日，以及祖國大陸的抗戰時期（無論14年或8年），除本鄉外皆有台籍的客家先賢們參與，這些歷史事蹟，我們後人當永遠尊崇。

一、台灣民主國和乙未戰役的抗日戰爭 在清廷依《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日本後，參與台灣民主國之成立，作為義軍統領如丘逢甲外，1895年間台灣民間各地尚有以民眾組成民軍與日本正規軍作戰，即史稱之「乙未戰役」，其中義軍領袖之一的吳湯興和徐驤亦係祖籍蕉嶺。

此外尚有諸多客籍人士，如屏東六堆的義軍和發生在蕭家古厝「步月樓」戰鬥中的蕭光明等。

清廷割讓台灣後，當時成立的「台灣民主國」主要是由客家人為抗日之需求所悍然成立的組織。

根據學者薛雲峰的研究指出：當時清廷割讓台灣的消息傳回後，以當地客家文人丘逢甲為主的一群仕紳即力主成立「台灣民主國」，亦為客籍人士的劉永福也抱持「與台存亡」的態度，以彰顯「義不事倭」的自力救濟信念，並挾持當時台灣巡撫唐景崧擔任「總統」，以取得日後守土備戰的正當性。

台灣民主國成立後，客家人中有北埔的「金廣福」姜家後代姜紹祖、頭份的武秀才徐驤、高屏六堆軍等客籍人士，紛紛響應參戰。

當時，客家族群組成義軍參加抗日武裝行動的領導人物，主要出身底層的地方菁英，最著名的是以寡擊眾且戰死沙場的吳湯興、姜紹祖、徐驤三人，因三人皆擁有生員（秀才）功名，而在台灣史上有「客家抗日三傑」、「竹苗三秀才」等美稱。

吳湯興（祖籍蕉嶺縣三圳伍子湖），苗栗銅鑼灣人，家族在苗栗一帶拓墾有成，個性任俠豪爽，為地方上的領導人物；台灣民主國成立後，立即號召鄉勇響應抗日，在同為苗栗人的丘逢甲引薦下獲總統唐景崧授予「統台灣義民各軍關防」，率領義軍在新竹一帶布防，對抗南下日軍，於彰化的八卦山戰役中陣亡，時年30歲，其妻黃賢妹不久後投水自殺。

姜紹祖，新竹北埔人，武裝拓墾組織「金廣福」墾號第一代墾戶首姜秀鑾的後人；年方20歲，耗費鉅資，獨力招募300餘人組成僅約700人「敢字營」抗日義軍，自任指揮官，率軍與吳湯興、徐驤等人共同防衛新竹城，然不幸寡不敵眾，在新竹城收復戰中戰敗被俘，以身殉國，留下絕命詩一首：「邊戍孤軍自一枝，九迴斷腸事可知，男兒應為國家計，豈敢偷生降夷狄」。

徐驤（祖籍蕉嶺縣谷倉村），苗栗頭份人，能文能武，18歲應試獲生員功名，後為塾師培育鄉里人才。

乙未戰爭之際，徐驤散盡家財，募勇參戰，與楊載雲、吳湯興所部共組「新苗軍」，在新竹一帶迎擊日軍，此役楊載雲犧牲後，徐驤與吳湯興退守苗栗、台中等，曾聯合劉永福在大甲溪重創日軍，之後堅持民族氣節，屢敗屢戰，當時，劉永福見其年輕可為，勸其內渡回大陸，惟其不從，在防守曾文溪的戰役中，捐軀衛國，時年29歲。

二、日據下的武裝和非武裝抗日活動 乙未戰役後，台灣各地仍有零星的武裝反抗，客家先賢除廣為人知的羅福星烈士之事蹟外，尚包括林少貓、蔡清琳、賴來等，皆為在地客家人抗日要角，令日本殖民政府頭痛不已。

至「噍吧哖」（或稱「西來庵」）事件發生，台灣同胞體認到民間無法以武裝方式進行對抗日本殖民統治，故台籍知識分子改採以非武裝抗日方式抗爭，其中與林獻堂、蔣渭水組「台灣文化協會」和「台灣民眾黨」的賴和，以及吳濁流、呂赫若等具民族意識文學家，亦係客家人士。

林少貓，日據初期的台灣抗日代表人之一，鳳山縣港西下里萬丹街竹篙籠（今屏東縣萬丹鄉萬全村）的客家人，與簡大獅、柯鐵虎並稱「獅虎貓抗日三猛」。

1895年清廷割讓台灣消息傳出後，林少貓即散盡家財，以銀元召募閩南人、客家人千餘人，與七百名排灣族勇士合成抗日部隊，共達兩千餘人，並獲劉永福軍火援助；之後台灣總督府改變政策，以招降方式勸降，運用地方鄉紳進入加禮山勸林少貓降服，在前無援兵後無糧餉困境下，林少貓不得已提出十條要求，後被日本當局接受而發給十大要求准許書，林少貓遂在1899年，率30餘部屬下山接受台灣總督府招降，惟仍於1902年遭偷襲殺害。

蔡清琳是1907年「北埔事件」之領導者，新竹州北埔支廳月眉莊（今新竹縣峨眉鄉）客家人。

1907年間，因當時日本總督佐久間佐馬太，為殖民統治之需求攫取台灣山林資源，擬進行對於原住民的進攻，欲抽調山區義勇對付兇悍「蕃人」（原住民），蔡乃乘機說服民眾抗日，並略仿興中會等組織，創設「復中興聯合會」，自為總裁，宣稱清國軍隊將反攻台灣，呼籲民眾響應以驅逐日人；並遊說賽夏族總頭目趙明政（大打祿）於1907年11月14日夜起事，率眾攻加禮山、鵝公髻、一百端、長坪頭、大窩、大平等警察分駐所，並攻入北埔支廳，將支廳長渡邊龜作及全體警員殺害，日本巡查及其家屬亦不能倖免，共計屠殺57名日人。

總督府聞變，急從台中、新竹等處調兵鎮壓。

起事隊伍見並無清軍支援，一遇日軍即潰。

蔡清琳逃遁山區，藏匿於總頭目處，因起事者認為受蔡所騙，故憤而將其殺死，並獻其屍向日軍投降。

賴和，有「台灣新文藝園地的開墾者」與「台灣小說界的褓母」，並「台灣的魯迅」及「台灣現代文學之父」之稱。

在台灣閩、客人士長期混居下，賴和閩南語流利，仍保有客家認同，但已經不會說客家話，曾賦詩道：「我本客屬人，鄉語逕自忘，戚然傷抱懷，數典愧祖宗。

」不但是台灣重要作家，同時也是台灣1930年代作家所公認的文壇領袖。

1918年遠渡廈門行醫期間，賴和受到五四運動的衝擊，返台後積極參與台灣新文學運動，創作成就斐然。

1921年2月台灣抗日志士仿效愛爾蘭爭取獨立的議會路線，推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賴和參與其事；10月加入「台灣文化協會」，並當選理事。

1923年12月16日，日本殖民統治當局鎮壓文化協會人士推動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展開全島逮捕，即所謂「治警事件」，賴和與蔣渭水等人一起入獄，遭羈押長達20多天，其間寫下多首詩歌，如《出獄歸家》寫道：「莽莽乾坤舉目非，此生拚與世相違。

誰知到處人爭看，反似沙場戰勝歸」。

三、中日戰爭時期 丘念台先生，初名伯琮、國琮，中學時更名琮，生於台灣台中，於乙未戰役後隨逢甲公返回蕉嶺故鄉，榜其居曰：「念台山館」，以示不忘光復台灣。

先生仰承庭訓，以「念台」為別號，日後辦理黨務工作時，由蔣中正先生發給黨部委任狀，書其名為「丘念台」，自此以「念台」為正名。

念台先生於中學時期加入同盟會成秘密革命黨員，之後留學日本，就讀第四高等學校、東京帝國大學採礦科。

在日讀書時，積極聯絡台灣青年，組織「東寧會」，以便讓台灣青年日後和中國大陸發生聯繫。

畢業回國，先後任職東北瀋陽兵工廠技師、西安煤礦公司採礦主任等職，並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即中共稱之為14年抗戰之始）投入抗日行列外，發起廣東及上海各抗日團體捐款援助東北義勇軍運動，並親率慰勞團員出關，分赴興城、凌南、綏中各地駐防部隊，致送捐款，濟助慰問。

1937年底抗戰初期時，念台先生寫給同宗族兄丘哲先生（也是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的前輩）的一首詩，述說中國的首都——南京淪陷的感嘆，使他認識到外敵當前，同胞們務須放下彼此的歧見，真誠合作，故在「第二次國共合作」環境下，於1938之初在客籍人士丘哲和葉劍英等人協助下，以國民黨黨員身分，赴延安考察及學習組訓民眾之法。

當時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關係尙處於融洽階段，故丘念台往訪延安受到中共接待，並對其禮遇，毛澤東親自接見並垂詢。

考察結束後，於1938年10月至1944年2月擔任第四戰區長官部參議兼「東區服務隊」隊長，工作是前線軍民政治工作。

當時，尚有由台灣回到粵東原鄉參加抗戰工作的客家人，較為知名者鍾浩東、蕭道應（乙未抗日先賢蕭光明之子）、蔣碧玉（文化抗日先賢蔣渭水之女）、黃素貞及李南鋒等，係參加丘念台領導的「東區服務隊」。

1942年冬，鍾浩東跟隨丘念台赴福建龍岩聯絡台灣義勇隊隊長李友邦，1943年，東區服務隊在羅浮山的沖虛觀和白鶴觀分別開辦了羅浮中學和補習學校，同年，丘念台先生派遣鍾浩東、李南鋒、徐森源、鄧雲龍四人潛入廣州敵佔區，深入到廣州淪陷區的台籍人員中去做軍事工作。

當時在廣州的台籍人有數萬人之多，鍾浩東、李南鋒以台籍同胞的身分在旅粵台胞中秘密活動，徐、鄧兩人從旁策應，進行政治工作，直到抗戰勝利。

惟這段台灣人參加抗戰的歷史，因白色恐怖因素干擾，鮮為人知，故讓人以為台灣人只有抗日活動，而沒有參加過抗戰，此誠為民族精神教育失落的遺憾。

客家人先賢們在時代動盪、顛沛流離之際，輾轉中華大地，千百年間，以無畏的精神與毅力，一代接著一代的傳承著民族氣節與精神，成為惟一以「價值與文化」認同而非僅以區域、鄉黨的有限基礎為認同的族群。

人類文明史上，或許只有猶太人的歷史可以比擬，然而猶太人在宗教信仰的基礎上，僅係護衛其一家一邦的「生存利益」；「客家人」的精神卻更為可貴，除了捍衛「民族文化」、實踐「民族正義」，更承擔對整個民族、國家的責任；在中華民族遭遇「存亡續絕」的危難時，奮不顧身，足堪稱之為中華民族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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