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英雄後代靠要飯為生親日賣國賊子孫卻代代富貴 - iFuun

韓國最知名的「韓奸」是乙巳五賊（與日方簽訂《乙巳條約》的韓國官員學部大臣李完用、外部大臣朴齊純、農商工部大臣權重顯、軍部大臣李根澤和內部大臣李址鎔五人），然後以 ... 當前位置：首頁>文史>抗日英雄後代靠要飯為生親日賣國賊子孫卻代代富貴 抗日英雄後代靠要飯為生親日賣國賊子孫卻代代富貴 文史 11-03 在整個二戰期間，日本對亞洲各國幾乎都曾犯下過累累罪行，而其中受其荼毒最深的國家首當其衝的便是中國與韓國。

至今，當日本的右翼勢力每每被曝蠢蠢欲動之時，網上就會冒出一些這樣的帖子——內容無外乎說韓國人都是很有骨氣的，特別是在對待日本人方面，抵制日貨，每年都要求日本道歉反思，為了他們的「獨島」能不顧一切......而與之作為對比的則是我們的國人——買日貨、赴日旅遊/海購、鼓吹日本動漫文化等等，其結論無外乎韓國人的反日行為是值得尊重的，而中國人實在是好了傷疤忘了疼。

需要承認的是，韓國普通民眾的反日情緒確實要比中國高，中國抗戰死傷國人超過兩千萬，但好歹我們家亡國還在，韓國就比較痛快了，人家可是早早地就亡國了——整個朝鮮半島在1910年就被日本給吞併了，而此後韓國的臨時政府都是在中國的支持下才能存活下去的，日本鬼子在朝鮮半島犯下的罪行，不比在中國差多少。

對於這一點，韓國電影《暗殺》里曾有過十分明確的體現。

電影中的小女孩因為撞了一下日本軍官，而被槍殺了 按理說這世代仇怨之下，韓國從上到下應該都恨透了日本，但是事實卻遠非如此。

事實上韓國的上等階層（或者說是政府階層），在很長一段時間之內，都被親日分子把持著主導權，這些親日分子在朝鮮半島日據期間出賣國家利益、幫日本人鎮壓、屠殺自己的同胞，屬於妥妥的「韓奸」。

對了，「韓奸」這個名字是中國媒體給取的，韓國通常稱之為親日派、賣國賊。

和中國清理漢奸的決絕不同的是，許多韓奸在朝鮮半島光復後不但沒被徹底清算，還得到美軍和後來成立的韓國政府重用，在很長的時間裡都是影響韓國政壇和經濟的中堅力量。

1948年韓國建國之初，在李承晚總統直接領導下成立了「反民族行為特別調查委員會」，但是由於朝中的親日派勢力比較強，而且李承晚政府也需要利用「親日派」的知識和實際經驗來建設新國家，所以這個反民族行為特別調查委員會沒過多久就解散了，那些在日據期間穩居高位、耀武揚威的親日派得以繼續穩居高位，耀武揚威。

李承晚 我們先來看一個叫岡本實的日本陸軍中尉的事迹。

1939年這個後來的日本陸軍中尉正式入伍，當時他的宣誓詞是這樣子的：「我身為日本人，以精神與氣概，義勇奉公，一死報國的決心報名當軍官。

為滿洲國軍、為滿洲國，有為日本國獻身的覺悟。

」 當時他的這份誓言詞是寫的血書。

一年後這個人考入了偽滿洲的軍官學校，兩年後又考入了陸軍軍官學校，這個時候他又有了一個新的名字，叫高木正雄，當時他的日本老師誇他：「高木君雖然是半島出身，但精神卻完全是日本人。

像高木那樣效忠天皇陛下的人，就是在日本人當中也是罕見的。

」 然後「高木君」這些「光輝事迹」還登上了當時日本的報紙，成為了典型來宣傳： 而這個「高木君」也是說到做到，從日本陸軍軍官學校畢業後，他去到了中國東北，成為了關東軍635部隊擔任見習軍官。

三個月後，他又被分配到當時的熱河省滿洲國軍第八團任少尉，擔任團長副官，被授予日本陸軍少尉軍銜。

「高木君」在中國東北和中國的抗日武裝力量鏖戰數百場屢立戰功，其所在部隊還製造了楊家鋪慘案。

1945年1月，「高木君」隨部隊「清剿」抗日武裝力量，在戰鬥中得到日軍上司「果斷處理對抗大日本帝國的破壞分子」的評價而晉陞中尉。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後，「高木君」的第8步兵聯隊拒不投降，並槍殺蘇軍聯絡員。

蘇軍展開圍殲行動，「高木君」帶領3名朝鮮籍軍官逃出包圍。

第8步兵聯隊存照 1948年5月，逃回國內的「高木君」在陸軍本部情報局局長的力保之下逃過了軍事法庭的判決，並於次年出任韓國陸軍本部作戰情報室室長，而後一路高升，到了1960年，他已經做官做到了韓國的軍區司令這個職位。

1961年5月，「高木君」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了李承晚政權，並於其後在政府和軍隊里進行了一系列大清洗，把自己當年在偽滿軍官學校學習時的同學全部安插進政府和軍隊之中擔任要職。

中間為高木君 從1962年到1979年間，「高木君」從代總統到5屆連任總統，一個當年手上沾滿同胞鮮血、甘願為大日本帝國拋頭顱灑熱血的「韓奸」，成為了韓國的最高領導人。

沒錯，這個高木正雄，就是現任韓國總統朴槿惠的父親，朴正熙。

要說朴正熙此人對韓國戰後崛起的貢獻還是很大的，要不然也不能在他死後，幾乎舉國的韓國民眾都失聲痛哭為他送葬。

但功是功過是過，為國家經濟做出的貢獻是無法掩飾他曾做過賣國賊的事實的。

朴正熙屬於混的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那種韓奸，而當時為日軍服務的韓國人還不少： 照片中的都是當時的韓國二鬼子。

根據日本厚生省統計，朝鮮籍日本兵共24萬2341人，其中有2萬2182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死亡，戰後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列為B、C級戰犯有148人，其中23人被判處死刑。

朝鮮籍日軍軍官 不過不好意思的是，這些都是小嘍嘍，都是炮灰，真正牛掰的是那些被寫入韓奸辭典《親日人名辭典》的大佬們，比如說： 金山錫源（1960年大韓民國國會議員，其實這個錫源是姓金的） 大島秉徳（1949年大韓民國陸軍大將，韓國陸參謀總長，這個秉德是姓蔡的，後來還成了第19屆的韓國總理） 香川貞雄（1949年大韓民國空軍大將，他也是姓金的） 中島一權（1970年大韓民國總理，1949年大韓民國陸軍大將，1949年大韓民國陸參謀總長。

他是姓丁的） …… 除了這些政治人物外，包括了高麗大學首任校長玄相允、舞蹈家崔承喜、音樂家安益泰和洪蘭波、傳媒人張志淵、小說家金東仁等在韓國近現代歷史上深有影響的諸多人士。

對了還有一個叫張勉的，在1950年-1952年和1960年-1961年曾兩次任韓國總理；1956年-1960年任韓國最後一任副總統，他曾是「天主教漢城教區全力支持日本參戰聯盟」的議員，這人後來是被朴正熙趕下台的。

而這些韓奸的直系後代，基本上過得都很好。

根據韓國某調查機構公布的對列入韓奸後代的1177名人士進行調查的結果，其中1/3畢業於韓國最著名的三所大學(首爾大學、延世大學和高麗大學)，且有27%的受訪者在韓國名牌大學畢業後有在國外留學的經歷。

被調查的韓奸後代中，有376人(佔總數的32%)是企業家，以下依次為大學教授(191人)和醫生(147人)。

值得注意的是，韓奸後代有163人(佔總數的14%)成為掌握韓國實權的社會精英階層，職業包括政治人物、公務員、法律界人士、媒體人等。

還有346名韓奸後代拋棄了韓國國籍。

針對這種現象，韓國網民也是十分憤怒，多數平民表示「如果親日就能子子孫孫過得好，如果進行韓國獨立運動就會世世代代貧窮，這是什麼世道!」「這只能證明韓國至今沒有清算親日韓奸！」 韓國最知名的「韓奸」是乙巳五賊（與日方簽訂《乙巳條約》的韓國官員學部大臣李完用、外部大臣朴齊純、農商工部大臣權重顯、軍部大臣李根澤和內部大臣李址鎔五人），然後以這五賊為首的61位韓奸後人控制了相當於70%的首爾大小的土地。

雖然自2005年以來韓國國會就通過了專門清算「韓奸」資產的法案，但直到今年為止，被追回的資產還不到3%，之所以困難重重，不難想到這其中涉及到的那些政治和金錢的齷齪事。

而韓國媒體則認為，隨著時間的流逝，追回這些資產將會變得越來越困難。

所以直到目前為止，掌握韓國實權的社會精英階層中，親日派分子及其後人依然保持著相當程度的話語權。

而那些韓國的抗日英雄，當年為了獨立和復國而戰鬥的義士們呢？ 2015年時，《韓國日報》曾刊登了這樣子的內容： 根據該報在韓國光復70周年委託專業調查機構進行的調查，大部分抗日有功人員倖存者及其後代生活窘迫，這顯示了當今韓國社會令人羞愧的一面。

調查對象共有1115人，其中包括26名倖存的獨立有功人士、32名有功人士配偶、469名子女、509名第三代。

在個人收入方面，75.2%的受訪者月收入低於200萬韓元(低於韓國社會平均水平)。

其中月收入在100萬-200萬韓元的最多(佔43%)，收入在50萬-100萬韓元的佔20.9%，甚至有10.3%的人收入還不到50萬韓元，屬於赤貧階層。

令人關注的是，韓國抗日有功人員的低收入現象正在出現世代遺傳。

以抗日有功人員自身為例，月收入不足200萬韓元只佔總體人數的38.4%，他們的第二代(72.2%)和第三代(79.2%)佔比更高，第四代(62.2%)略有好轉。

實際上，絕大多數抗日有功人員的後代處於貧困階層，有73.7%的受訪者認為自己處於社會底層。

圖中這位韓國的抗日義士叫尹奉吉，我們還是拿電影《暗殺》來舉例，看過《暗殺》的朋友應該會熟悉這樣子的照片，在無力進行正面或大規模反抗的前提下，參與獨立運動的義士們對暗殺情有獨鍾，當時那些去執行刺殺日軍或韓奸的義士，出動前都要拍一張這樣子的照片，以表示視死如歸的壯烈精神。

尹義士在上海虹口公園成功刺殺日本陸軍大將白川義則，然後當場被捕，之後被殺。

而其父母遺孤無人撫養，被迫去做乞丐。

韓國國父金九先生向李承晚政府求補助款，多次遭到拒絕，最終是金九當掉了一塊夏威夷韓僑送給他的一塊手錶，解了尹義士家屬的燃眉之急。

而金九先生這位真正的韓國國父卻在京橋庄被陸軍步兵少尉安斗熙暗殺。

安斗熙被捕後，僅被關押數月就重獲了自由，兩年後還獲得了晉陞！ 對於這樣的事情，韓國媒體曾痛心疾首地做出如此評價——親日賣國代代富，抗日復國窮三代。

前往金九住所弔唁的韓國民眾 韓國電影向來都是能把政府黑出翔的，敢於直擊社會和政府的陰暗面的優秀作品不在少數，這也是中國電影和韓國電影的根本差距所在，《暗殺》的導演崔東勛應該也是對親日派沒能獲得應有的裁決這種現象而痛心，他沒有逃避事實，因為對於大韓民族來說，這段歷史是無法用一個簡單的罪人伏法來敷衍過去的，所以他並沒有用法律的途徑去處置出賣戰友的罪人，而是選擇了用私刑的方式處決了反派罪人的生命。

影片的最後，一根根蠟燭被點起，回憶切片，速射炮和黃德三笑著跳著舞，老頭對安沃允說：「三千塊，不要忘記我們。

」 崔東勛似乎是在用這樣的一個鏡頭在向韓國社會吶喊——那些為了信念衝鋒在抗戰前列的民族英雄，不應被人們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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