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觀察報第5期:台灣獨立媒體的困境與展望 媒體觀察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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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越來越多獨立媒體團隊著手推動自主培力,積極進行教育訓練、權益保障、創業育成和社群對話。
在教育訓練方面,二○○七年創立的PeoPo公民新聞平台長期在台灣各地舉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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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主: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
創刊日期:2000-03-20
發報頻率: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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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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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觀察報第5期:台灣獨立媒體的困境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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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觀電子報第259期-反置入校園講座-清大場和師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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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觀察報第5期:台灣獨立媒體的困境與展望─媒體觀察電子報─智邦公益電子報
enews.url.com.tw·January08,2014
獨立媒體生態系的匯聚與茁壯(陳順孝)
文/陳順孝(輔仁大學新聞傳播系副教授,獨立媒體學院共同發起人、weReport執行委員)
台灣的獨立媒體蓬勃發展,豪傑輩出、分進合擊,正在加速形成相互連結、共同創造和分享價值的生態系(ecosystem)。
獨立媒體——又稱公民媒體、另類媒體——是獨立於政府、政黨、財團之外,為基層民眾發聲的媒介。
任何時代、任何社會,當大眾媒體迎合政經權貴、漠視民眾權益,就會有人運用當時當地的簡便工具,打造獨立媒體、發送草根訊息,來對抗大眾媒體、爭取民主人權。
台灣民眾在網路普及前用異議雜誌、社運影帶、地下電台來揭露真相;網路普及後,用BBS、部落格、Facebook等社交網站、YouTube等影音平台來傳播訊息和觀點。
這些媒介都是獨立媒體。
四類獨媒 百家爭鳴
獨立媒體依其成員是個人還是團隊、側重採寫還是編輯,可分成四類:
一、團隊採寫:例如報導社運的《苦勞網》、深耕生態的《環境資訊中心》、服務移民移工的《四方報》、監督災後重建的《莫拉克獨立新聞網》、聚焦農業的《上下游新聞市集》、重視媒體改革的《新頭殼》、關注社會議題的《PNN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二、個人採寫:例如專注環保的朱淑娟、關懷弱勢的江一豪、調查疫情的李惠仁、探討教育的彭明輝、反對置入性行銷的黃哲斌、深耕韓國新聞的楊虔豪。
三、團隊編輯:例如匯集和詮釋網民觀點的《全球之聲》、導讀新聞議題的《關鍵評論網》、讓人架站發稿的《PeoPo公民新聞平台》、導覽政府預算等公開資訊的《零時政府》。
四、個人編輯:例如選刊好文的《懶人時報》、以資訊圖表解讀新聞的《台灣社會事件信息圖表》和《Baagic咩即可-消費者熱線》。
局部有成 總體不足
四類獨立媒體各展所長,並且合力監督、補充、引導大眾媒體。
二○○七年搶救樂生院、一○年反對強徵大埔農地、反對政府新聞置入性行銷、一一年反對國光石化設廠、揭發政府掩蓋禽流感疫情、一二年反對強拆拒絕都更的民宅,都是獨立媒體率先探討,激起網民熱議、民怨沸騰,大眾媒體才跟進報導、政府才正視異議。
二○○七年起,《苦勞網》、《環境資訊中心》、《四方報》、朱淑娟、李惠仁先後贏得卓越新聞獎,證明獨立媒體的報導質量不輸大眾媒體;二○一一年大法官會議第六八九號解釋文宣示:「新聞自由所保障之新聞採訪自由,並非僅保障隸屬於新聞機構之新聞記者之採訪行為;亦保障一般人為提供具新聞價值之資訊於眾、或為促進公共事務討論以監督政府而從事之新聞採訪行為。
」更確立了獨立記者報導的正當性。
然而,獨立媒體儘管日受重視,但總體發展還不夠健全。
首先,欠缺教育訓練,獨立記者很難有系統地進修;其次,欠缺經費福利,難以支撐獨立記者長期奮鬥,甚至連基本的勞健保都成問題;第三,領域不夠全面,在環境、農業、人權領域表現傑出,但對政治、經濟、醫藥、影視等領域還缺乏耕耘;第四,缺少對話、整合,難以互補有無、分工合作。
自主培力 共同成長
所幸,越來越多獨立媒體團隊著手推動自主培力,積極進行教育訓練、權益保障、創業育成和社群對話。
在教育訓練方面,二○○七年創立的PeoPo公民新聞平台長期在台灣各地舉辦工作坊,並在網站上提供入門教材;二○一二年成立的獨立媒體學院則已開設三期共十二門課程,每門課以六堂入門課搭配三個月師徒制實習,提供獨立記者進階訓練。
此外,台灣媒體觀察基金會、優質新聞協會weReport團隊也都舉辦相關的獨立記者培育營隊。
在權益保障方面,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在二○一二年成立姊妹組織新聞從業人員職業工會、獨立媒體學院預定在今年十一月成立獨立媒體工作者協會,都可以提供獨立記者勞健保投保服務,並將協助獨立記者爭取勞動權益,包括薪酬、合約、版權等。
在創業育成方面,二○一一年底成立的weReport調查報導公眾委製平台,讓獨立記者可以擬定報導計畫,藉此平台向公眾募資,取得所需經費;今年十月起更將募資範圍從採訪報導擴及創辦媒體,亦即,公民若要成立新的獨立媒體,也可以藉由weReport來募款。
此外,獨立媒體學院也計畫在今年底前推出創新育成計畫,公開徵案,補助新辦獨立媒體,並給予創業指導。
在社群對話方面,獨立媒體學院網站持續訪談各個獨立媒體、舉辦媒體人對談會、籌辦獨媒高峰會,積極促進獨立媒體工作者相互了解、共商未來、協力合作。
總之,獨立媒體生態系已漸成形,它讓獨立記者、獨立媒體不需再單打獨鬥,而可以借助群體智慧、集體力量來共同成長、共創價值;但這個生態系還在發展初期,需要更多專業努力、更多新血加入、更多社會支持,才能逐步成熟,才能更強有力地制衡大眾媒體、發出草根聲音。
回媒體觀察報第五期
「獨立特派員」的挑戰與期盼(楊虔豪)
文/楊虔豪(駐韓獨立記者)
我是駐韓獨立記者楊虔豪。
我相信大家在台灣凡是任何有關朝鮮半島議題的相關報導或評論,多可見到我的身影。
從今年起,我以獨立記者身分定居在南韓首爾採訪與撰稿。
每當我在南韓或在台灣向碰到的人表明我是「獨立記者」時,通常大家聽到都會感到吃驚疑惑。
由於在南韓重視個人所屬的組織與文化,在新聞圈鮮少聽到有「獨立記者」(IndependentJournalist或Freelancer)這稱號,當然就容易引起許多人的鄙視或不信任。
而在台灣,近年隨公民新聞學興起,以及包括李惠仁、朱淑娟等人開始自立門戶製作報導,還有包括獨立媒體如苦勞網、PNN、新頭殼、上下游等也發展了一段時日。
相較於南韓,不同於主流媒體的新聞產製方式,在台灣不論是真的受到重視也好,或是被炒作也好,它的確獲得吹捧,也有越來越多人持續探究這領域的發展。
在這環境下,我要嘗試做的是「獨立記者有沒有從零開始的可能」。
我從大學起每個寒暑假自費旅居南韓採訪,畢業後從今年起轉為全職。
當時我採訪過的幾個大的議題分別是脫北者、MBC罷工與2012年南韓總統大選。
去年我曾獨家採訪到南韓前國務總理與總統候選人李會昌、計畫多年脫北者採訪也有了成果,透過weReport提案的MBC罷工專題也有不錯的回響,同時也成為學界研究關注的資料。
合作媒體挹助有限 打亂規劃
擔任全職後的前三個月,我則盡可能爭取到一切採訪機會,所以不斷打聽許多採訪消息、每天跟報,並嘗試獲取一切我可能利用的資源。
我曾供應過採訪報導的媒體包括新頭殼、PNN、《陽光時務》、《新新聞》、《看雜誌》、傳媒與教育電子報等,另外也幫《蘋果日報》寫過專文、現在於《想想論壇》及《天下獨立評論》兩大平台也擁有評論專欄,今年也曾幫壹電視做過一次連線報導。
我起初計畫是這樣的:將日常新聞稿件供應給新頭殼、政經時事給《新新聞》、社會議題給《陽光時務》、專題報導給PNN,媒體與北韓問題則分別交給《看雜誌》與傳媒與教育電子報,同時繼續拓展與其他媒體的接觸與合作。
不過新頭殼額度有限無法讓我頻繁供稿,《陽光時務》宣布休刊、《蘋果日報》與壹電視的經營權更遞、《看雜誌》從雙週刊改為月刊、PNN的預算也將從下年期大幅被刪減,與我合作的媒體接連出現問題,頓時打亂了我的陣腳。
所以下半年起我開始採取議題主打路線,尚無能力採訪的重大政治或社會議題,我整理原文資料提供分析,甚至編制圖表解說。
剩下來時間我則規劃專題採訪,大概一星期能有一到兩篇報導出來,或是將採訪元素轉放入評論或新聞解說內。
韓媒組織文化差異 融入受挫
另外,更嚴重的問題是首爾外國記者俱樂部的入會受挫。
由於加入俱樂部可以認識更多海內外記者互相交換訊息,同時也能定期收到來自俱樂部的採訪情報與邀請通知,最重要的就是發給「記者證」,這樣我才能順利出入公家機關,經由友人推薦我也開始嘗試入會。
不過受限於韓國組織文化,沒有所屬媒體的我碰到了極大困難,原先我拜託上下游與獨立媒體學院創辦人馮小非幫我開立一份獨媒證明,卻被俱樂部以「所屬曖昧」退回,後來又請新頭殼的莊豐嘉總編與PNN的吳東牧製作人開給我撰稿證明,並且附加我寫過的報導給俱樂部,沒想到俱樂部又向我回覆稱「需要有採訪簽證才能辦理」。
短暫回台時,我打算以我目前擔任監事的「知韓文化協會」名義加入俱樂部,準備好文件後跑了趟駐台北韓國代表部。
但自台韓斷交後,20年間幾乎沒有新進記者向代表部申請採訪簽證,辦事人員也對相關細節不甚了解。
只告訴我包括法人行號、在職證明等文件都必須先交付公證,其他事宜還要我打去韓國向領事局詢問,因為這又將耗費我許多時間,所以我決定先擱置,繼續以免簽形式留韓,繼續從事採訪與撰稿,待滯留期限到期前備妥一切再申請,否則我的工作又會為了申請入會而繼續被打亂。
擔任獨立記者,評論與解說稿件,我閱讀與整理原版的韓文資料整理給讀者。
採訪的部分,從佈線、約訪、面談、撰稿、影片剪輯與字幕等全部由我一人處理,沒有所屬組織提供的援助,又獨自一人在外,我的工作的確充滿艱辛,光是為獲得俱樂部認可與記者證發給就已讓我一個頭兩個大。
舉凡技術與編採問題我想每位記者都會碰到,但碰到記者證發給的事情,這正是作為「獨立特派員」的我首要面對的課題,未來有志從事「獨立特派員」的人也都將碰到同樣問題,或許台灣已可以開始考慮要如何制度性地協助突破困難。
我認為,現在各電視台的特派員不斷減少,在面臨國際新聞質量皆乏的情況下,獨立媒體或可與長期旅外人士合作供應第一手的國際新聞報導,但若無法協助解決記者證困境,則機會可能就因而喪失。
雖然有諸多挑戰在我面前,不過我享受這份工作,因為我得以長居我喜愛的環境體會不同於台灣的面貌,同時也因台韓兩國有既存隔閡,我便同時身負重任將這裡的一切介紹回台灣。
但在眾多獨立記者中,我仍算是「異類」,包括直接獨立起家出道、路線迥異(主跑海外)、追蹤議題(無人嘗試過的南北韓),我的屬性都顯得非常奇特。
我認為目前現階段台灣新聞圈最大課題是,對「國際新聞」之重視程度與人才培育都還相當落後,獨立媒體界若能開始計畫朝這方面發展,或將海外獨立記者合組策略聯盟供應國際時事,或許成為對抗主流媒體的招牌。
回媒體觀察報第五期
台灣獨立媒體的困境與展望
媒體觀察報第五期
文/林靖堂(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電子報編輯)
在今(2013)年8/27,長期關心2009年八八風災的莫拉克88news風災網決定停下腳步,不再聘任專職記者主動處理與更新風災災區與災民後續訊息。
風災網發起人之一輔大新傳系陳順孝老師曾表示「這是風災網的既定規劃」,但或許也揭示著獨立媒體組織與獨立媒體工作者在台灣,仍有許多困境與問題。
循此脈絡,本期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媒體觀察報》邀請輔大陳順孝老師、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管中祥老師、駐韓國獨立媒體工作者楊虔豪,從台灣獨立媒體的整體環境與發展,兼談個別組織、獨立工作者個人的困難與處境。
台灣獨立媒體社群近十年來隨著台灣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環境每下愈況而蓬勃發展,然而如同陳順孝所言,獨立媒體與獨立工作者缺乏資源挹助、集體勞動權益保障,組織與個體之間單打獨鬥恆向聯繫不足。
擔任「公民行動影音資料庫」主持人的管中祥,則從「公庫」個案的經營困境,包括為社會與主流媒體標以「假記者」的誤解、失去國科會挹助後組織維繫營運的生存困境等,為台灣獨立媒體的困境作一註解。
從事獨立媒體工作的個體戶的困境,以駐韓獨立媒體人楊虔豪為例,他描述自己因媒體文化與對獨立媒體型態的認識不足,在韓國遭受誤解與排擠,進而無法順利以駐外記者身分進入韓國政府部門進行採訪,這是他目前所遭遇最為挫折的難題。
當然,楊虔豪亦遇到資源挹助不穩定的窘境。
雖然如此,無論是整體獨立媒體社群結構、個別獨立媒體經營與獨立媒體工作者個人的處境,低迷之中仍有一線曙光。
陳順孝指出,目前已有獨立媒體學院等組織,著手負擔起獨立媒體工作者的教育訓練、爭取勞動權益與福利保障等。
管中祥也表示,公庫存在的價值已深入教育體系、成為各種社會運動議題事件的公共紀錄。
楊虔豪也指出,自己熱愛這份工作,願以自己的力量補足台灣對國際事務與國際新聞智識的不足。
無論如何,台灣獨立媒體社群雖逐漸為社會所重視且百花齊放,但獨立媒體組織與獨立工作者的生存狀態與困境問題,仍需要為眾人所關切、警示。
回媒體觀察報第五期
讓「公庫」成為「人民公庫」(管中祥)
文/管中祥(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主持人)
我擔任「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簡稱「媒觀」)」董事長期間,同時也執行國科會的數位典藏計劃--「建制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簡稱「公庫」)」。
這個看似不相干的兩個機制,其實有著同樣的價值與目的。
我一直以為,任何的改革行動都應有其終極關懷與追求的價值,否則陷入「為反對而反對」窘境,因此,我也常自問:媒體改革運動的終極關懷與價值是什麼呢?
「媒觀」成立的目的是要保障新聞自由、推動媒體識讀教育、觀察與監督媒體,那幾年,「媒觀」對於弱勢者受到媒體污名,以及政商力量操控媒體的議題特別關注。
當時的媒觀花了不少心力去除媒體對弱勢者污名,關切國家與資本力量控制媒體的種種作法,並且採取實際的對抗行動。
會有這樣的調整是因為我們認為,媒體改革的目的,不單是為了改革媒體,媒體是民主社會的重要環節,改革媒體的目的是要促進社會更平等、民主、更多元!而民主的價值不單只是投票、選邊,還要能看見彼此、展現差異、社會對話。
但在此之前,必須先確立每個個體或群體,都能成為獨立且平等的主體,否則任何的「對話」都只是強欺弱的和諧。
媒體改革之後 投身獨媒實踐發聲
客體能否成為主體的關鍵除了去除污名,還要能自主發聲。
媒體批評、改革媒體的目的之一是為了去污名,而發展獨立媒體、紀錄公民行動則是為了自主發聲。
換句話說,媒體改革與獨立發聲看似兩條不同的路徑,實則一體兩面,都是為了尋求更多元、更多民主、更平等的社會。
雖然,這幾年媒體的敗壞比媒體改革的速度快上許多,但事實上,媒體批評己經受到更多民眾的注意,也有越來越多的公民團體投入媒體改革的行列,甚至高中「公民與社會」課本已把媒體識讀/素養列為課程章節。
當然,力量仍然有限,需要更多努力,只是改革力量不斷增長的同時,也需要多一些能量關注獨立/公民媒體的發展。
「公庫」於2007年成立,目的是要紀錄台灣被主流媒體所忽略或扭曲的社會行動,使各個公民團體得以闡述行動理念及對社會的關懷。
不僅要呈現出台灣社會的多元聲音,同時也將影音資料存於資料庫,透過CC授權的方式作為大眾理解社會事實的管道與社會運動的主張。
事實上,一個社會能否進步,不是來自於政府的恩澤,也未必是因為反對黨的制衡,更重要的是這地方的社會運動是否發達密切相關。
可惜的是,台灣社會大多對社會運動存在著莫明的厭惡,甚至恐懼,而大眾媒體對社會運動的報導不是簡化就是扭曲,很少讓他們完整地講完行動的訴求。
這些行動者或弱勢者在公共領域的傳播權力始終遭到扼殺,在話語權遭到閹割的情況下,我們永遠無法理解社會運動者究竟在主張什麼?他們的批評或訴求和我們有什麼關係?如果政府接受了他們建議,這個社會到底是會更好?還是更糟?
6年來,「公庫」已經累積超過1,600則左右的影音紀錄,內容括人權、司法、環境、文化、移民、移工、媒體、教育、社福、稅改、社區、民生消費、性別、勞工、兒少、醫療、和平、學運、族群、身心障礙、原住民、樂生、都更、政黨等多項主題。
另外也針對近年台灣重大的社會議題,如士林文林苑都更案、蘭嶼核廢料棄置、樂生保留運動、國光石化在彰化、都市河岸開發等製作一系列專題報導。
我們也與燦爛時光節目合作,每週製播「獨立在線」節目,透過廣播報導每週重要社會運動,並親臨事件現場。
深入公共議題 突破「假記者」誤解
過去有段時間,雖然,經費來自國家學術單位的支持,但我們仍是自主運作的另類媒體,我們和許多獨立/公民媒體一樣,在採訪時遇到不少阻礙,不僅公務機關阻止我們進入,警察除了在抗議現場限制我們採訪,甚至還曾登門拜訪公庫的報導者,但這些障礙大多隨著直接的抗議或經驗的累積一一克服。
我們也是許多人眼中「沒聽過的媒體」,但這並不特別,包括苦勞網在內的獨立報導者也有「假記者」之稱。
但這一點都不重要,因為官方限制越多,意味著他們越擔心這些「沒聽過的媒體」紀錄官府的惡行惡狀,傳播社會運動者被主流媒體忽略或扭曲的行動訴求,並且害怕「假記者」對政府的猛力監督。
2012年下旬,因國科會數位典藏計畫結束,經費終止,我們從「另類媒體」轉變成真正的「獨立媒體」,自然也和其它的獨立媒體一樣,面臨生存的窘境。
未來該怎麼走?能不能走下去?一直是讓人猶疑、掙札的問題,即使真的走下去,又能走多久也讓人十分困擾。
在對未來不知所措的同時,我們出版了「公民不冷血—新世紀台灣公民行動事件簿」,這本書整理了這些年拍攝的影像紀錄寫成專文,讓讀者了解事件的來龍去脈,並專訪參與社會改革甚深的行動者。
希望讓更多人認識台灣的真實面貌,向這些年無私投入社會改革的行動者致敬。
當時,我在序文中悄悄地寫下了「墓誌銘」:
我們這些年的努力只是盡了作為公民的一點心力,更重要的是,我們拍攝的公民行動會在網上繼續流傳,也會是台灣民間社會進步力量的重要紀錄,「七俠和五義」的豪情義舉依然會「流傳在民間」,即便消失了,我們仍舊存在。
即使如此,困惑依舊。
然而,這六年公庫紀錄了大量社會運動的影像,不僅是資料庫,也是人民的歷史的重要紀錄,如果停了,接下來該如何有系統的紀錄社會發展的重要痕跡?更何況,公庫不是任何私人的資產,而是公共資源,我們拍攝的影片不僅無償提供社會各界非營利使用,許多的公民團體、紀錄片導演也引用我們紀錄的影像,甚至有教科書業者將影片作為高中「公民與社會」課程的補充教材,讓年輕的世代更了解台灣社會的多樣面貌,這麼重要的公共資產,我們豈能說停就停?
這是台灣社會重要的工程,在缺乏經費的情況下,我們仍決定延續這項鞎難的工作,希望向公眾集資,維持獨立運作。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著手成立正式協會,尋求長久生存之道,透過更多的參與,讓這個機制能逐步地更具公共性與公共價值。
即使如此,仍不容否認接下來如何生存,仍是個重要問題,但如果不走出這一步,不但不會「原地踏步」,還可能從此消失。
這並不是我們所樂見的,只是「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如何成為持續有力的人民「公庫」,不僅需要更多人的支持,也是我們不能迴避的嚴肅問題。
回媒體觀察報第五期
公視觀察:請問公視董事會如何提高自製率?(張十七)
媒體觀察報第五期
(編按:本刊「大家看媒體」專欄,歡迎對台灣媒體有任何意見、欲申訴媒體亂象的一般民眾、學生,乃至於專業人士投稿,每篇500到800字,刊出後酌予稿費,唯本刊保有編輯權,歡迎將稿件投稿至本會信箱:[email protected])
文/張十七(研究人員)
公共電視的新任董事會近年幾經政治周折一再難產,文化部長以「國際笑話」稱之。
不過作為觀眾,恐怕不容易從每日看電視的經驗裡感受到高層的政治問題。
新董事會難產的934天中,公視整個組織運作一派如常,沒有播出半刻的黑畫面。
最近的《2012年公視基金會年度報告》裡甚至指出公視新製節目時數是歷年之冠,是報告開頭董事長與總經理的談話中頗值得驕人的成績。
一般來說,年度新製節目時數可用來簡單評估比較影視部門的製作能量,因此我們好奇,公視新製節目時數創新高的意義是公視製作能力增強了嗎?而根據是什麼呢?或有其他意義?
眾所皆知,從製作資源來看,公廣集團的擴編計畫停止,政府撥付的有限預算持續未變,而公視在法定承製的原視、客台與宏觀頻道上應得的經費,由主事的原民會、客委會與僑委會撥補的額度卻逐年減少(開始承製的2007年至2012年間,少掉10%)。
從組織興革觀之,其一是公華視的整合工程延宕,促使共同資源、設備與人力無法能發揮更高效能;其二是延任的董事會長期處於「看守」狀態,難以帶領組織改造。
在制度條件、組織效能與資源人力皆未變的前提下,一個自身就惶惶不安的董事會如何促成公視「新製節目時數創新高」呢?
細究公視基金會各年年度報告,所謂「全年新製時數」應指當年度在公視播出全時數中,首次播放(first-run)的節目的時數。
歷年報告另外匯整「全年播映時數」的資料。
所以新製時數創新高的意義主要在,公視降低了重播(re-run)的節目時數。
我們把「播映時數」扣除「新製時數」便是當年度公視重播節目的時數,那麼歷年的重播率如下圖一。
圖一:公視節目重播率(時數比例)(資料來源:各年公視基金會年度報告)
可見公視在全部播映時數中的重播節目比例是不斷下降,其中公視自製節目(內容版權全部或主要歸屬公視所有)的重播率更是從57%下降到38%,這表示2012年的公視觀眾比過去有更多「新鮮」的節目可以看,而公視更少拿自製的節目重播。
真是可喜可賀!
是嗎?
由下圖二可知,公視自製節目的時數,從2008年後就沒有再增加(中間一度倒退)。
但是委製節目以及外片(國外節目)的時數,則有顯著而穩定的上升。
可以說公視新製節目時數的增加,主要得自委製與外片增加的貢獻。
圖二:新製節目時數,按來源分類(資料來源:各年公視基金會年度報告)
再由下表三可知,自製節目占全年播放時數的比例與絕對數量都是走低,而比例與量的增加的則是委製與外片,境內外購影片的數量表現波動。
圖三:播映節目時數,按來源分類(資料來源:各年公視基金會年度報告)
事實上,公視節目製作與採購的部門可動支預算,逐年下降,到2012年稍有回升但有限。
圖四:節目製作採購部門預算(含:新聞節目製作購買、一般節目製作購買、節目企畫購買、節目製作播映作業,並扣除折舊與攤提。
資料來源:公視網站各年收入支出明細表)
綜合以上,所謂「新製節目時數創新高」的意義,並不是公視自製節目能力增強了,相反,我們看到了內部製作投資趨緩,新製節目中自製時數幾不增加(一度衰退);雖然重播減少,但自製節目的播映時數持續下降。
而為委製與外購節目代之。
為什麼呢?我們可許可以在節目類型中推敲答案。
從下圖五我們可以看到,新製節目時數中,「新聞時事」類節目占的比例最高,但在2008年突增後就持平。
而「生活資訊服務」類的數量與比例都有增加。
「紀錄片」類節目占全時數的比例低,但逐年增加。
圖五:播映節目時數,按類型分類(資料來源:各年公視基金會年度報告)
一般而言,由於「新聞時事」與「生活資訊服務」類型節目具有時效性、事件性或地域特殊性,其價值主要在提供本地觀眾即時準確的資訊,以解決或幫助理解特定生活世界的現象或問題。
因此事過境遷後這樣類型的節目便失去再播映的價值,觀眾欠缺再看的動機與必要性,也不易於跨地域、跨文化傳播。
但它和其他類型節目相比的好處是:製作成本較低。
這個節目製作能力弱化或側重新聞資訊類節目的現象,可以從另一角度察之。
公視的經費除了主要得自政府撥補,另必須自籌部份,其中「販售收入」是公視將自有版權節目或代理發行節目的影碟或播映授權,及其週邊商品的轉售所得。
僅管公視不以營利為目的,但從「販售收入」的長年變化中我們可以藉之推測公視在製作上的偏向。
圖六:公視販售收入(資料來源:各年公視基金會年度報告)
按上圖六可以看到,十年來公視節目的販售所得向下發展。
若扣掉2003年的突增,在2008年前大約在一億元上下。
自2009年起開始下探,2009、2010年的年度報告自承:「主要係因節目製作有限,有效商品已大量減少,加上市場不景氣,及學校採購預算減少等。
」(黑體為本文所加)。
2011年的反彈則是得自開發中國市場及與教育公播版權的新協定,但2012年又再向下達歷年新低,約僅08年前均值的半數,顯然中國市場與新版權協定不能挽回頹勢,報告提出的解釋是:「版權業績2012年較過去衰退,主要是銷售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區的新製節目,多為生活資訊或音樂綜藝類型,在版權市場不易爭取價格,且集數有限。
本年度也欠缺市場詢問度最高、最有利於版權行銷的長集數連續劇作品,使版權銷售效益受到影響。
」如果按2008年以後揭露的節目發行收入資料看,衰退主要來自「版權行銷」,而非家用與教育公播授權。
小結
合併以上公開資料理解,我們可以說公視董事會的動盪直接影響了公視節目製作的取向。
自製節目投資趨緩外,也增加了外購與委製的比例,並有以製作成本較低的生活資訊與新聞類節目取代戲劇類節目的樣態。
必須指出,僅管個別節目的委製與外購本身可以在特定脈絡下有正面意義,就電視台的總體節目表現而言可增進內容多樣性,就組織管理而言可強化內部競爭,就外部工作者而言則增加作品露出窗口,特別是公視有意鼓勵實驗性作品。
然而眾所皆知,同樣一套內容的節目,外購成本低於委製,而委製又低於自製。
長期來看,外購與委製升高所精省下來的主要是人事開銷,並且反映經營管理階層對組織未來的企圖心趨於保守。
而產業通行的委製與外購,則壓抑了全體工作者的工資。
這在影視產業發展史上並不稀奇。
英國的BBC在八○年代末被迫釋出部份節目時段作外部採購之後,長期以來愈加彈性化的節目產出模式,促使英國影視產業工人工資出現增長停滯癥狀。
美國在五○年代後的大規模內製模式解體後,同樣造成外部承包製作的自營者低薪化問題。
這個低薪化絕不是工人自己的事,長期造成節目品質低落問題,由全民承擔。
僅管台灣的影視產業問題有自己的脈絡,不必由公視負總責。
但同樣清楚的是,公視在委製節目的版權歸屬上迭有爭議,承製節目者抱怨製作費不足的例子所在多有(好比《人生劇展》),如果公視在委製或採購案上只能按市場行情去走,那附和的是總體的產業剝奪邏輯,要靠承製者超量燃燒熱情、血汗或甚至是個人經濟資本,來貼補委製案而外購節目。
儘管首映所得不夠攤平製作費是業界常態,但臺灣的發行業務與多階映演市場不若他國成熟,更別說獨立製作業的發行能力貧弱,這絕非要求承製者相忍為國可以唬弄。
而外購在衡量製作能力的向度上是一種更差的方案,它的意義是:該節目公視在有限預算下做不出來。
當下,絕不是說公視應當完全自製,按自然的社會分工或國際分工(specialized)結果,外購節目或部分工作委外或許是更經濟有效率的做法,比如採購《舌尖上的中國》。
如上所提,外購委製有助在有限經費下提高節目多樣性。
但倒過來說,就是指內部製作能力無法滿足多樣性需要,然而為什麼呢?細數公視近年年度報告,我們並未看到經營管理者有調整擴大總體節目排程與走向的聲稱,那麼擴大外購與委製就未必是為了多樣化,而可能是朝向一個令人憂心的方向發展:擴大欺負勞動者的彈性生產制,並且意味著公視放棄原先作為台灣整體影視產業裡有份量的參與者,甚至是作為創意與人才培育上的先行者的企圖心不再,轉以謹小慎微的保守心態營運。
回媒體觀察報第五期
延宕數月公視總座曠湘霞爭議中留任
媒體觀察報第五期
文/林靖堂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電子報編輯) 採訪報導
自今(2013)年七月底第五屆公視董事會成立以來,由於尚未完全熟稔公視各項業務與釐清前屆董事會爭議,四個月過後,方完成進行新任總經理的遴選。
不過,也因為公視意識到有依《公視法》選任新總經理組織新內部治理團隊的必要,在董事長邵玉銘主持下,公視董事會終於九月底公告啟動遴選作業,並於10月22日召開遴選委員會與臨時董事會宣布現任總經理曠湘霞留任。
第五屆公視董事會歷經近三年的紛爭與難產,終於在今年六月底最後一次審查委員會通過,並於七月底在內湖公視大樓召開第一次董事會,會中選出前新聞局長邵玉銘擔任董事長,依據《公視法》新董事會也必須在一定時間內選任公視新總經理,以維繫公共電視的正常運作。
董事會政治爭議後 總座遴選影幢幢
由於第五屆董事會產生過程受政治介入疑雲的紛擾不斷,使得董事會產生後,公視總經理的人事選任也成為焦點,為此公視董事會曾於八月第二次例行會議決議將以「公開透明」形式進行遴選。
邵玉銘當時接受記者採訪時指出,為避免公視總經理遴選產生類似董事會產生過程的爭議,決議以「董監事會全體董監事,共同參與遴選過程」方式透明公開。
不過,由於董事會內部對於總經理參選資格出現意見分歧,公視董事會中部分董事認為,總經理一職應尋求電視圈或媒體實務界有經營經驗者;另外一派則認為,只要能有反敗為勝的企業經驗人才,亦能助公視度過經營危機,不應排除。
公視新總經理遴選作業遲至九月底進行最後確認,並於第三次董事會中,確認公視總經理的候選資格及遴選作業程序。
公視總座的遴選公告,於9/27深夜張貼並開始為期兩週接受外界自薦或推薦人選的作業程序。
這段時間,邵玉銘曾與媒改團體與學者會面,指出確實有接收到來自外界的推薦電話,不過由於已有正式遴選管道,邵玉銘主動婉拒並要求推薦者循正式管道推舉適合之才。
這段時間,外界盛傳公視總經理可能有內定人選。
根據《聯合報》九月底報導,資深媒體人李四端、壹電視前新聞總監潘祖蔭都有可能是公視總經理的熱門人選,同時公視董事長邵玉銘夫人靳秀麗也極為關切總經理遴選一事,不過消息為邵玉銘本人駁斥。
文化公民團體發聲 介入監督防黑箱
同時,由於公視僅由全體董事會成員與工會代表列席,以及遴選審查作業的書面、面談程序未如邵玉銘先前所言透明公開,公視總經理遴選作業也為外界質疑,媒改社與眾多文化、社會公民組織於九月底共同成立「公民社會監督公視總經理遴選百人觀察團」,並設計評分表,欲針對公視總經理遴選作業過程的公開透明程度進行評比。
由文化界人士所組成的文化元年基金會籌備處,也在10月14日遴選推薦收件日截止後,對外公開推舉前公視總經理馮賢賢、前公視董事黃明川等人參與本屆公視總經理遴選。
本月17日,公視召開第五屆董事會第四次會議,對外界所舉薦的公視總經理候選人進行第一階段書面審查。
邵玉銘轉述本次審查結果,共有14位或有一定媒體管理資歷者,以及非媒體企業主管資歷者參與角逐。
邵玉銘並透露,本次董事會不記名投票結果下,共有3位參選者進入遴選作業第二階段面談程序。
對於外界批評遴選過程不如邵先前所言「透明、公開」,邵玉銘則回應外界質疑表示,董事會基於保護參選者原工作的工作權與隱私,為避免候選人因參選而喪失原有工作權益,因此不對外公開。
爭議總座再獲留任 公視未來仍挑戰
在17日公視董事會舉行第四次例行會後,公視隨即於21日召開總經理第二次遴選會議暨臨時董事會。
會議前日,董事長邵玉銘對外透露,可能是現任人選留任,也可能是其他候選人獲得提名,無論如何仍要等待隔日面談票選後方能決定。
而21日的總經理遴選會議,也在保護候選人隱私的名義下,離開內湖公視大樓舉行,並在為時三個小時的面談後,召開臨時董事會正式推舉現任總經理曠湘霞留任公視總經理一職。
21日的遴選會議,經同為公視董事的五月天主唱阿信當晚於臉書中公開細節,以及不願具名的董事披露,遴選會議在三位候選人各一小時的答辯面談與半小時董事會內部討論後,曠湘霞獲得出席與代理出席共15位董事8票通過。
不具名董事表示,董事會成員對曠湘霞各有支持與反對,支持者認為,曠湘霞已在公視任職長達30多個月,對公視目前業務相對熟稔;反對曠湘霞的董事則認為,曠湘霞開創性不足,公視更需要足夠開創性的人才。
然而,曠湘霞的留任,也引發民間團體批評聲浪,文化元年基金會引述公視內部員工訪談指出曠湘霞任職公視總經理期間,有諸多不適任作為,呼籲外界抵制;由媒體改造學社等團體共同組成的「公民社會監督公視總經理遴選百人觀察團」也發出新聞稿,期望曠湘霞能公開對外闡述公視內部治理理念與藍圖,不過曠湘霞皆以「不予置評」以及「不用了吧!」回應公民團體的批評與對話邀請。
因此,第五屆公視董事會最後遴選出前屆公視總經理曠湘霞持續掌管公視內部治理事務,但由於爭議的聲浪不斷,公視的未來勢必仍充滿挑戰。
回媒體觀察報第五期
獨立媒體生態系的匯聚與茁壯(陳順孝)
文/陳順孝(輔仁大學新聞傳播系副教授,獨立媒體學院共同發起人、weReport執行委員)
台灣的獨立媒體蓬勃發展,豪傑輩出、分進合擊,正在加速形成相互連結、共同創造和分享價值的生態系(ecosystem)。
獨立媒體——又稱公民媒體、另類媒體——是獨立於政府、政黨、財團之外,為基層民眾發聲的媒介。
任何時代、任何社會,當大眾媒體迎合政經權貴、漠視民眾權益,就會有人運用當時當地的簡便工具,打造獨立媒體、發送草根訊息,來對抗大眾媒體、爭取民主人權。
台灣民眾在網路普及前用異議雜誌、社運影帶、地下電台來揭露真相;網路普及後,用BBS、部落格、Facebook等社交網站、YouTube等影音平台來傳播訊息和觀點。
這些媒介都是獨立媒體。
四類獨媒 百家爭鳴
獨立媒體依其成員是個人還是團隊、側重採寫還是編輯,可分成四類:
一、團隊採寫:例如報導社運的《苦勞網》、深耕生態的《環境資訊中心》、服務移民移工的《四方報》、監督災後重建的《莫拉克獨立新聞網》、聚焦農業的《上下游新聞市集》、重視媒體改革的《新頭殼》、關注社會議題的《PNN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二、個人採寫:例如專注環保的朱淑娟、關懷弱勢的江一豪、調查疫情的李惠仁、探討教育的彭明輝、反對置入性行銷的黃哲斌、深耕韓國新聞的楊虔豪。
三、團隊編輯:例如匯集和詮釋網民觀點的《全球之聲》、導讀新聞議題的《關鍵評論網》、讓人架站發稿的《PeoPo公民新聞平台》、導覽政府預算等公開資訊的《零時政府》。
四、個人編輯:例如選刊好文的《懶人時報》、以資訊圖表解讀新聞的《台灣社會事件信息圖表》和《Baagic咩即可-消費者熱線》。
局部有成 總體不足
四類獨立媒體各展所長,並且合力監督、補充、引導大眾媒體。
二○○七年搶救樂生院、一○年反對強徵大埔農地、反對政府新聞置入性行銷、一一年反對國光石化設廠、揭發政府掩蓋禽流感疫情、一二年反對強拆拒絕都更的民宅,都是獨立媒體率先探討,激起網民熱議、民怨沸騰,大眾媒體才跟進報導、政府才正視異議。
二○○七年起,《苦勞網》、《環境資訊中心》、《四方報》、朱淑娟、李惠仁先後贏得卓越新聞獎,證明獨立媒體的報導質量不輸大眾媒體;二○一一年大法官會議第六八九號解釋文宣示:「新聞自由所保障之新聞採訪自由,並非僅保障隸屬於新聞機構之新聞記者之採訪行為;亦保障一般人為提供具新聞價值之資訊於眾、或為促進公共事務討論以監督政府而從事之新聞採訪行為。
」更確立了獨立記者報導的正當性。
然而,獨立媒體儘管日受重視,但總體發展還不夠健全。
首先,欠缺教育訓練,獨立記者很難有系統地進修;其次,欠缺經費福利,難以支撐獨立記者長期奮鬥,甚至連基本的勞健保都成問題;第三,領域不夠全面,在環境、農業、人權領域表現傑出,但對政治、經濟、醫藥、影視等領域還缺乏耕耘;第四,缺少對話、整合,難以互補有無、分工合作。
自主培力 共同成長
所幸,越來越多獨立媒體團隊著手推動自主培力,積極進行教育訓練、權益保障、創業育成和社群對話。
在教育訓練方面,二○○七年創立的PeoPo公民新聞平台長期在台灣各地舉辦工作坊,並在網站上提供入門教材;二○一二年成立的獨立媒體學院則已開設三期共十二門課程,每門課以六堂入門課搭配三個月師徒制實習,提供獨立記者進階訓練。
此外,台灣媒體觀察基金會、優質新聞協會weReport團隊也都舉辦相關的獨立記者培育營隊。
在權益保障方面,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在二○一二年成立姊妹組織新聞從業人員職業工會、獨立媒體學院預定在今年十一月成立獨立媒體工作者協會,都可以提供獨立記者勞健保投保服務,並將協助獨立記者爭取勞動權益,包括薪酬、合約、版權等。
在創業育成方面,二○一一年底成立的weReport調查報導公眾委製平台,讓獨立記者可以擬定報導計畫,藉此平台向公眾募資,取得所需經費;今年十月起更將募資範圍從採訪報導擴及創辦媒體,亦即,公民若要成立新的獨立媒體,也可以藉由weReport來募款。
此外,獨立媒體學院也計畫在今年底前推出創新育成計畫,公開徵案,補助新辦獨立媒體,並給予創業指導。
在社群對話方面,獨立媒體學院網站持續訪談各個獨立媒體、舉辦媒體人對談會、籌辦獨媒高峰會,積極促進獨立媒體工作者相互了解、共商未來、協力合作。
總之,獨立媒體生態系已漸成形,它讓獨立記者、獨立媒體不需再單打獨鬥,而可以借助群體智慧、集體力量來共同成長、共創價值;但這個生態系還在發展初期,需要更多專業努力、更多新血加入、更多社會支持,才能逐步成熟,才能更強有力地制衡大眾媒體、發出草根聲音。
回媒體觀察報第五期
「獨立特派員」的挑戰與期盼(楊虔豪)
文/楊虔豪(駐韓獨立記者)
我是駐韓獨立記者楊虔豪。
我相信大家在台灣凡是任何有關朝鮮半島議題的相關報導或評論,多可見到我的身影。
從今年起,我以獨立記者身分定居在南韓首爾採訪與撰稿。
每當我在南韓或在台灣向碰到的人表明我是「獨立記者」時,通常大家聽到都會感到吃驚疑惑。
由於在南韓重視個人所屬的組織與文化,在新聞圈鮮少聽到有「獨立記者」(IndependentJournalist或Freelancer)這稱號,當然就容易引起許多人的鄙視或不信任。
而在台灣,近年隨公民新聞學興起,以及包括李惠仁、朱淑娟等人開始自立門戶製作報導,還有包括獨立媒體如苦勞網、PNN、新頭殼、上下游等也發展了一段時日。
相較於南韓,不同於主流媒體的新聞產製方式,在台灣不論是真的受到重視也好,或是被炒作也好,它的確獲得吹捧,也有越來越多人持續探究這領域的發展。
在這環境下,我要嘗試做的是「獨立記者有沒有從零開始的可能」。
我從大學起每個寒暑假自費旅居南韓採訪,畢業後從今年起轉為全職。
當時我採訪過的幾個大的議題分別是脫北者、MBC罷工與2012年南韓總統大選。
去年我曾獨家採訪到南韓前國務總理與總統候選人李會昌、計畫多年脫北者採訪也有了成果,透過weReport提案的MBC罷工專題也有不錯的回響,同時也成為學界研究關注的資料。
合作媒體挹助有限 打亂規劃
擔任全職後的前三個月,我則盡可能爭取到一切採訪機會,所以不斷打聽許多採訪消息、每天跟報,並嘗試獲取一切我可能利用的資源。
我曾供應過採訪報導的媒體包括新頭殼、PNN、《陽光時務》、《新新聞》、《看雜誌》、傳媒與教育電子報等,另外也幫《蘋果日報》寫過專文、現在於《想想論壇》及《天下獨立評論》兩大平台也擁有評論專欄,今年也曾幫壹電視做過一次連線報導。
我起初計畫是這樣的:將日常新聞稿件供應給新頭殼、政經時事給《新新聞》、社會議題給《陽光時務》、專題報導給PNN,媒體與北韓問題則分別交給《看雜誌》與傳媒與教育電子報,同時繼續拓展與其他媒體的接觸與合作。
不過新頭殼額度有限無法讓我頻繁供稿,《陽光時務》宣布休刊、《蘋果日報》與壹電視的經營權更遞、《看雜誌》從雙週刊改為月刊、PNN的預算也將從下年期大幅被刪減,與我合作的媒體接連出現問題,頓時打亂了我的陣腳。
所以下半年起我開始採取議題主打路線,尚無能力採訪的重大政治或社會議題,我整理原文資料提供分析,甚至編制圖表解說。
剩下來時間我則規劃專題採訪,大概一星期能有一到兩篇報導出來,或是將採訪元素轉放入評論或新聞解說內。
韓媒組織文化差異 融入受挫
另外,更嚴重的問題是首爾外國記者俱樂部的入會受挫。
由於加入俱樂部可以認識更多海內外記者互相交換訊息,同時也能定期收到來自俱樂部的採訪情報與邀請通知,最重要的就是發給「記者證」,這樣我才能順利出入公家機關,經由友人推薦我也開始嘗試入會。
不過受限於韓國組織文化,沒有所屬媒體的我碰到了極大困難,原先我拜託上下游與獨立媒體學院創辦人馮小非幫我開立一份獨媒證明,卻被俱樂部以「所屬曖昧」退回,後來又請新頭殼的莊豐嘉總編與PNN的吳東牧製作人開給我撰稿證明,並且附加我寫過的報導給俱樂部,沒想到俱樂部又向我回覆稱「需要有採訪簽證才能辦理」。
短暫回台時,我打算以我目前擔任監事的「知韓文化協會」名義加入俱樂部,準備好文件後跑了趟駐台北韓國代表部。
但自台韓斷交後,20年間幾乎沒有新進記者向代表部申請採訪簽證,辦事人員也對相關細節不甚了解。
只告訴我包括法人行號、在職證明等文件都必須先交付公證,其他事宜還要我打去韓國向領事局詢問,因為這又將耗費我許多時間,所以我決定先擱置,繼續以免簽形式留韓,繼續從事採訪與撰稿,待滯留期限到期前備妥一切再申請,否則我的工作又會為了申請入會而繼續被打亂。
擔任獨立記者,評論與解說稿件,我閱讀與整理原版的韓文資料整理給讀者。
採訪的部分,從佈線、約訪、面談、撰稿、影片剪輯與字幕等全部由我一人處理,沒有所屬組織提供的援助,又獨自一人在外,我的工作的確充滿艱辛,光是為獲得俱樂部認可與記者證發給就已讓我一個頭兩個大。
舉凡技術與編採問題我想每位記者都會碰到,但碰到記者證發給的事情,這正是作為「獨立特派員」的我首要面對的課題,未來有志從事「獨立特派員」的人也都將碰到同樣問題,或許台灣已可以開始考慮要如何制度性地協助突破困難。
我認為,現在各電視台的特派員不斷減少,在面臨國際新聞質量皆乏的情況下,獨立媒體或可與長期旅外人士合作供應第一手的國際新聞報導,但若無法協助解決記者證困境,則機會可能就因而喪失。
雖然有諸多挑戰在我面前,不過我享受這份工作,因為我得以長居我喜愛的環境體會不同於台灣的面貌,同時也因台韓兩國有既存隔閡,我便同時身負重任將這裡的一切介紹回台灣。
但在眾多獨立記者中,我仍算是「異類」,包括直接獨立起家出道、路線迥異(主跑海外)、追蹤議題(無人嘗試過的南北韓),我的屬性都顯得非常奇特。
我認為目前現階段台灣新聞圈最大課題是,對「國際新聞」之重視程度與人才培育都還相當落後,獨立媒體界若能開始計畫朝這方面發展,或將海外獨立記者合組策略聯盟供應國際時事,或許成為對抗主流媒體的招牌。
回媒體觀察報第五期
台灣獨立媒體的困境與展望
媒體觀察報第五期
文/林靖堂(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電子報編輯)
在今(2013)年8/27,長期關心2009年八八風災的莫拉克88news風災網決定停下腳步,不再聘任專職記者主動處理與更新風災災區與災民後續訊息。
風災網發起人之一輔大新傳系陳順孝老師曾表示「這是風災網的既定規劃」,但或許也揭示著獨立媒體組織與獨立媒體工作者在台灣,仍有許多困境與問題。
循此脈絡,本期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媒體觀察報》邀請輔大陳順孝老師、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管中祥老師、駐韓國獨立媒體工作者楊虔豪,從台灣獨立媒體的整體環境與發展,兼談個別組織、獨立工作者個人的困難與處境。
台灣獨立媒體社群近十年來隨著台灣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環境每下愈況而蓬勃發展,然而如同陳順孝所言,獨立媒體與獨立工作者缺乏資源挹助、集體勞動權益保障,組織與個體之間單打獨鬥恆向聯繫不足。
擔任「公民行動影音資料庫」主持人的管中祥,則從「公庫」個案的經營困境,包括為社會與主流媒體標以「假記者」的誤解、失去國科會挹助後組織維繫營運的生存困境等,為台灣獨立媒體的困境作一註解。
從事獨立媒體工作的個體戶的困境,以駐韓獨立媒體人楊虔豪為例,他描述自己因媒體文化與對獨立媒體型態的認識不足,在韓國遭受誤解與排擠,進而無法順利以駐外記者身分進入韓國政府部門進行採訪,這是他目前所遭遇最為挫折的難題。
當然,楊虔豪亦遇到資源挹助不穩定的窘境。
雖然如此,無論是整體獨立媒體社群結構、個別獨立媒體經營與獨立媒體工作者個人的處境,低迷之中仍有一線曙光。
陳順孝指出,目前已有獨立媒體學院等組織,著手負擔起獨立媒體工作者的教育訓練、爭取勞動權益與福利保障等。
管中祥也表示,公庫存在的價值已深入教育體系、成為各種社會運動議題事件的公共紀錄。
楊虔豪也指出,自己熱愛這份工作,願以自己的力量補足台灣對國際事務與國際新聞智識的不足。
無論如何,台灣獨立媒體社群雖逐漸為社會所重視且百花齊放,但獨立媒體組織與獨立工作者的生存狀態與困境問題,仍需要為眾人所關切、警示。
回媒體觀察報第五期
讓「公庫」成為「人民公庫」(管中祥)
文/管中祥(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主持人)
我擔任「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簡稱「媒觀」)」董事長期間,同時也執行國科會的數位典藏計劃--「建制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簡稱「公庫」)」。
這個看似不相干的兩個機制,其實有著同樣的價值與目的。
我一直以為,任何的改革行動都應有其終極關懷與追求的價值,否則陷入「為反對而反對」窘境,因此,我也常自問:媒體改革運動的終極關懷與價值是什麼呢?
「媒觀」成立的目的是要保障新聞自由、推動媒體識讀教育、觀察與監督媒體,那幾年,「媒觀」對於弱勢者受到媒體污名,以及政商力量操控媒體的議題特別關注。
當時的媒觀花了不少心力去除媒體對弱勢者污名,關切國家與資本力量控制媒體的種種作法,並且採取實際的對抗行動。
會有這樣的調整是因為我們認為,媒體改革的目的,不單是為了改革媒體,媒體是民主社會的重要環節,改革媒體的目的是要促進社會更平等、民主、更多元!而民主的價值不單只是投票、選邊,還要能看見彼此、展現差異、社會對話。
但在此之前,必須先確立每個個體或群體,都能成為獨立且平等的主體,否則任何的「對話」都只是強欺弱的和諧。
媒體改革之後 投身獨媒實踐發聲
客體能否成為主體的關鍵除了去除污名,還要能自主發聲。
媒體批評、改革媒體的目的之一是為了去污名,而發展獨立媒體、紀錄公民行動則是為了自主發聲。
換句話說,媒體改革與獨立發聲看似兩條不同的路徑,實則一體兩面,都是為了尋求更多元、更多民主、更平等的社會。
雖然,這幾年媒體的敗壞比媒體改革的速度快上許多,但事實上,媒體批評己經受到更多民眾的注意,也有越來越多的公民團體投入媒體改革的行列,甚至高中「公民與社會」課本已把媒體識讀/素養列為課程章節。
當然,力量仍然有限,需要更多努力,只是改革力量不斷增長的同時,也需要多一些能量關注獨立/公民媒體的發展。
「公庫」於2007年成立,目的是要紀錄台灣被主流媒體所忽略或扭曲的社會行動,使各個公民團體得以闡述行動理念及對社會的關懷。
不僅要呈現出台灣社會的多元聲音,同時也將影音資料存於資料庫,透過CC授權的方式作為大眾理解社會事實的管道與社會運動的主張。
事實上,一個社會能否進步,不是來自於政府的恩澤,也未必是因為反對黨的制衡,更重要的是這地方的社會運動是否發達密切相關。
可惜的是,台灣社會大多對社會運動存在著莫明的厭惡,甚至恐懼,而大眾媒體對社會運動的報導不是簡化就是扭曲,很少讓他們完整地講完行動的訴求。
這些行動者或弱勢者在公共領域的傳播權力始終遭到扼殺,在話語權遭到閹割的情況下,我們永遠無法理解社會運動者究竟在主張什麼?他們的批評或訴求和我們有什麼關係?如果政府接受了他們建議,這個社會到底是會更好?還是更糟?
6年來,「公庫」已經累積超過1,600則左右的影音紀錄,內容括人權、司法、環境、文化、移民、移工、媒體、教育、社福、稅改、社區、民生消費、性別、勞工、兒少、醫療、和平、學運、族群、身心障礙、原住民、樂生、都更、政黨等多項主題。
另外也針對近年台灣重大的社會議題,如士林文林苑都更案、蘭嶼核廢料棄置、樂生保留運動、國光石化在彰化、都市河岸開發等製作一系列專題報導。
我們也與燦爛時光節目合作,每週製播「獨立在線」節目,透過廣播報導每週重要社會運動,並親臨事件現場。
深入公共議題 突破「假記者」誤解
過去有段時間,雖然,經費來自國家學術單位的支持,但我們仍是自主運作的另類媒體,我們和許多獨立/公民媒體一樣,在採訪時遇到不少阻礙,不僅公務機關阻止我們進入,警察除了在抗議現場限制我們採訪,甚至還曾登門拜訪公庫的報導者,但這些障礙大多隨著直接的抗議或經驗的累積一一克服。
我們也是許多人眼中「沒聽過的媒體」,但這並不特別,包括苦勞網在內的獨立報導者也有「假記者」之稱。
但這一點都不重要,因為官方限制越多,意味著他們越擔心這些「沒聽過的媒體」紀錄官府的惡行惡狀,傳播社會運動者被主流媒體忽略或扭曲的行動訴求,並且害怕「假記者」對政府的猛力監督。
2012年下旬,因國科會數位典藏計畫結束,經費終止,我們從「另類媒體」轉變成真正的「獨立媒體」,自然也和其它的獨立媒體一樣,面臨生存的窘境。
未來該怎麼走?能不能走下去?一直是讓人猶疑、掙札的問題,即使真的走下去,又能走多久也讓人十分困擾。
在對未來不知所措的同時,我們出版了「公民不冷血—新世紀台灣公民行動事件簿」,這本書整理了這些年拍攝的影像紀錄寫成專文,讓讀者了解事件的來龍去脈,並專訪參與社會改革甚深的行動者。
希望讓更多人認識台灣的真實面貌,向這些年無私投入社會改革的行動者致敬。
當時,我在序文中悄悄地寫下了「墓誌銘」:
我們這些年的努力只是盡了作為公民的一點心力,更重要的是,我們拍攝的公民行動會在網上繼續流傳,也會是台灣民間社會進步力量的重要紀錄,「七俠和五義」的豪情義舉依然會「流傳在民間」,即便消失了,我們仍舊存在。
即使如此,困惑依舊。
然而,這六年公庫紀錄了大量社會運動的影像,不僅是資料庫,也是人民的歷史的重要紀錄,如果停了,接下來該如何有系統的紀錄社會發展的重要痕跡?更何況,公庫不是任何私人的資產,而是公共資源,我們拍攝的影片不僅無償提供社會各界非營利使用,許多的公民團體、紀錄片導演也引用我們紀錄的影像,甚至有教科書業者將影片作為高中「公民與社會」課程的補充教材,讓年輕的世代更了解台灣社會的多樣面貌,這麼重要的公共資產,我們豈能說停就停?
這是台灣社會重要的工程,在缺乏經費的情況下,我們仍決定延續這項鞎難的工作,希望向公眾集資,維持獨立運作。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著手成立正式協會,尋求長久生存之道,透過更多的參與,讓這個機制能逐步地更具公共性與公共價值。
即使如此,仍不容否認接下來如何生存,仍是個重要問題,但如果不走出這一步,不但不會「原地踏步」,還可能從此消失。
這並不是我們所樂見的,只是「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如何成為持續有力的人民「公庫」,不僅需要更多人的支持,也是我們不能迴避的嚴肅問題。
回媒體觀察報第五期
公視觀察:請問公視董事會如何提高自製率?(張十七)
媒體觀察報第五期
(編按:本刊「大家看媒體」專欄,歡迎對台灣媒體有任何意見、欲申訴媒體亂象的一般民眾、學生,乃至於專業人士投稿,每篇500到800字,刊出後酌予稿費,唯本刊保有編輯權,歡迎將稿件投稿至本會信箱:[email protected])
文/張十七(研究人員)
公共電視的新任董事會近年幾經政治周折一再難產,文化部長以「國際笑話」稱之。
不過作為觀眾,恐怕不容易從每日看電視的經驗裡感受到高層的政治問題。
新董事會難產的934天中,公視整個組織運作一派如常,沒有播出半刻的黑畫面。
最近的《2012年公視基金會年度報告》裡甚至指出公視新製節目時數是歷年之冠,是報告開頭董事長與總經理的談話中頗值得驕人的成績。
一般來說,年度新製節目時數可用來簡單評估比較影視部門的製作能量,因此我們好奇,公視新製節目時數創新高的意義是公視製作能力增強了嗎?而根據是什麼呢?或有其他意義?
眾所皆知,從製作資源來看,公廣集團的擴編計畫停止,政府撥付的有限預算持續未變,而公視在法定承製的原視、客台與宏觀頻道上應得的經費,由主事的原民會、客委會與僑委會撥補的額度卻逐年減少(開始承製的2007年至2012年間,少掉10%)。
從組織興革觀之,其一是公華視的整合工程延宕,促使共同資源、設備與人力無法能發揮更高效能;其二是延任的董事會長期處於「看守」狀態,難以帶領組織改造。
在制度條件、組織效能與資源人力皆未變的前提下,一個自身就惶惶不安的董事會如何促成公視「新製節目時數創新高」呢?
細究公視基金會各年年度報告,所謂「全年新製時數」應指當年度在公視播出全時數中,首次播放(first-run)的節目的時數。
歷年報告另外匯整「全年播映時數」的資料。
所以新製時數創新高的意義主要在,公視降低了重播(re-run)的節目時數。
我們把「播映時數」扣除「新製時數」便是當年度公視重播節目的時數,那麼歷年的重播率如下圖一。
圖一:公視節目重播率(時數比例)(資料來源:各年公視基金會年度報告)
可見公視在全部播映時數中的重播節目比例是不斷下降,其中公視自製節目(內容版權全部或主要歸屬公視所有)的重播率更是從57%下降到38%,這表示2012年的公視觀眾比過去有更多「新鮮」的節目可以看,而公視更少拿自製的節目重播。
真是可喜可賀!
是嗎?
由下圖二可知,公視自製節目的時數,從2008年後就沒有再增加(中間一度倒退)。
但是委製節目以及外片(國外節目)的時數,則有顯著而穩定的上升。
可以說公視新製節目時數的增加,主要得自委製與外片增加的貢獻。
圖二:新製節目時數,按來源分類(資料來源:各年公視基金會年度報告)
再由下表三可知,自製節目占全年播放時數的比例與絕對數量都是走低,而比例與量的增加的則是委製與外片,境內外購影片的數量表現波動。
圖三:播映節目時數,按來源分類(資料來源:各年公視基金會年度報告)
事實上,公視節目製作與採購的部門可動支預算,逐年下降,到2012年稍有回升但有限。
圖四:節目製作採購部門預算(含:新聞節目製作購買、一般節目製作購買、節目企畫購買、節目製作播映作業,並扣除折舊與攤提。
資料來源:公視網站各年收入支出明細表)
綜合以上,所謂「新製節目時數創新高」的意義,並不是公視自製節目能力增強了,相反,我們看到了內部製作投資趨緩,新製節目中自製時數幾不增加(一度衰退);雖然重播減少,但自製節目的播映時數持續下降。
而為委製與外購節目代之。
為什麼呢?我們可許可以在節目類型中推敲答案。
從下圖五我們可以看到,新製節目時數中,「新聞時事」類節目占的比例最高,但在2008年突增後就持平。
而「生活資訊服務」類的數量與比例都有增加。
「紀錄片」類節目占全時數的比例低,但逐年增加。
圖五:播映節目時數,按類型分類(資料來源:各年公視基金會年度報告)
一般而言,由於「新聞時事」與「生活資訊服務」類型節目具有時效性、事件性或地域特殊性,其價值主要在提供本地觀眾即時準確的資訊,以解決或幫助理解特定生活世界的現象或問題。
因此事過境遷後這樣類型的節目便失去再播映的價值,觀眾欠缺再看的動機與必要性,也不易於跨地域、跨文化傳播。
但它和其他類型節目相比的好處是:製作成本較低。
這個節目製作能力弱化或側重新聞資訊類節目的現象,可以從另一角度察之。
公視的經費除了主要得自政府撥補,另必須自籌部份,其中「販售收入」是公視將自有版權節目或代理發行節目的影碟或播映授權,及其週邊商品的轉售所得。
僅管公視不以營利為目的,但從「販售收入」的長年變化中我們可以藉之推測公視在製作上的偏向。
圖六:公視販售收入(資料來源:各年公視基金會年度報告)
按上圖六可以看到,十年來公視節目的販售所得向下發展。
若扣掉2003年的突增,在2008年前大約在一億元上下。
自2009年起開始下探,2009、2010年的年度報告自承:「主要係因節目製作有限,有效商品已大量減少,加上市場不景氣,及學校採購預算減少等。
」(黑體為本文所加)。
2011年的反彈則是得自開發中國市場及與教育公播版權的新協定,但2012年又再向下達歷年新低,約僅08年前均值的半數,顯然中國市場與新版權協定不能挽回頹勢,報告提出的解釋是:「版權業績2012年較過去衰退,主要是銷售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區的新製節目,多為生活資訊或音樂綜藝類型,在版權市場不易爭取價格,且集數有限。
本年度也欠缺市場詢問度最高、最有利於版權行銷的長集數連續劇作品,使版權銷售效益受到影響。
」如果按2008年以後揭露的節目發行收入資料看,衰退主要來自「版權行銷」,而非家用與教育公播授權。
小結
合併以上公開資料理解,我們可以說公視董事會的動盪直接影響了公視節目製作的取向。
自製節目投資趨緩外,也增加了外購與委製的比例,並有以製作成本較低的生活資訊與新聞類節目取代戲劇類節目的樣態。
必須指出,僅管個別節目的委製與外購本身可以在特定脈絡下有正面意義,就電視台的總體節目表現而言可增進內容多樣性,就組織管理而言可強化內部競爭,就外部工作者而言則增加作品露出窗口,特別是公視有意鼓勵實驗性作品。
然而眾所皆知,同樣一套內容的節目,外購成本低於委製,而委製又低於自製。
長期來看,外購與委製升高所精省下來的主要是人事開銷,並且反映經營管理階層對組織未來的企圖心趨於保守。
而產業通行的委製與外購,則壓抑了全體工作者的工資。
這在影視產業發展史上並不稀奇。
英國的BBC在八○年代末被迫釋出部份節目時段作外部採購之後,長期以來愈加彈性化的節目產出模式,促使英國影視產業工人工資出現增長停滯癥狀。
美國在五○年代後的大規模內製模式解體後,同樣造成外部承包製作的自營者低薪化問題。
這個低薪化絕不是工人自己的事,長期造成節目品質低落問題,由全民承擔。
僅管台灣的影視產業問題有自己的脈絡,不必由公視負總責。
但同樣清楚的是,公視在委製節目的版權歸屬上迭有爭議,承製節目者抱怨製作費不足的例子所在多有(好比《人生劇展》),如果公視在委製或採購案上只能按市場行情去走,那附和的是總體的產業剝奪邏輯,要靠承製者超量燃燒熱情、血汗或甚至是個人經濟資本,來貼補委製案而外購節目。
儘管首映所得不夠攤平製作費是業界常態,但臺灣的發行業務與多階映演市場不若他國成熟,更別說獨立製作業的發行能力貧弱,這絕非要求承製者相忍為國可以唬弄。
而外購在衡量製作能力的向度上是一種更差的方案,它的意義是:該節目公視在有限預算下做不出來。
當下,絕不是說公視應當完全自製,按自然的社會分工或國際分工(specialized)結果,外購節目或部分工作委外或許是更經濟有效率的做法,比如採購《舌尖上的中國》。
如上所提,外購委製有助在有限經費下提高節目多樣性。
但倒過來說,就是指內部製作能力無法滿足多樣性需要,然而為什麼呢?細數公視近年年度報告,我們並未看到經營管理者有調整擴大總體節目排程與走向的聲稱,那麼擴大外購與委製就未必是為了多樣化,而可能是朝向一個令人憂心的方向發展:擴大欺負勞動者的彈性生產制,並且意味著公視放棄原先作為台灣整體影視產業裡有份量的參與者,甚至是作為創意與人才培育上的先行者的企圖心不再,轉以謹小慎微的保守心態營運。
回媒體觀察報第五期
延宕數月公視總座曠湘霞爭議中留任
媒體觀察報第五期
文/林靖堂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電子報編輯) 採訪報導
自今(2013)年七月底第五屆公視董事會成立以來,由於尚未完全熟稔公視各項業務與釐清前屆董事會爭議,四個月過後,方完成進行新任總經理的遴選。
不過,也因為公視意識到有依《公視法》選任新總經理組織新內部治理團隊的必要,在董事長邵玉銘主持下,公視董事會終於九月底公告啟動遴選作業,並於10月22日召開遴選委員會與臨時董事會宣布現任總經理曠湘霞留任。
第五屆公視董事會歷經近三年的紛爭與難產,終於在今年六月底最後一次審查委員會通過,並於七月底在內湖公視大樓召開第一次董事會,會中選出前新聞局長邵玉銘擔任董事長,依據《公視法》新董事會也必須在一定時間內選任公視新總經理,以維繫公共電視的正常運作。
董事會政治爭議後 總座遴選影幢幢
由於第五屆董事會產生過程受政治介入疑雲的紛擾不斷,使得董事會產生後,公視總經理的人事選任也成為焦點,為此公視董事會曾於八月第二次例行會議決議將以「公開透明」形式進行遴選。
邵玉銘當時接受記者採訪時指出,為避免公視總經理遴選產生類似董事會產生過程的爭議,決議以「董監事會全體董監事,共同參與遴選過程」方式透明公開。
不過,由於董事會內部對於總經理參選資格出現意見分歧,公視董事會中部分董事認為,總經理一職應尋求電視圈或媒體實務界有經營經驗者;另外一派則認為,只要能有反敗為勝的企業經驗人才,亦能助公視度過經營危機,不應排除。
公視新總經理遴選作業遲至九月底進行最後確認,並於第三次董事會中,確認公視總經理的候選資格及遴選作業程序。
公視總座的遴選公告,於9/27深夜張貼並開始為期兩週接受外界自薦或推薦人選的作業程序。
這段時間,邵玉銘曾與媒改團體與學者會面,指出確實有接收到來自外界的推薦電話,不過由於已有正式遴選管道,邵玉銘主動婉拒並要求推薦者循正式管道推舉適合之才。
這段時間,外界盛傳公視總經理可能有內定人選。
根據《聯合報》九月底報導,資深媒體人李四端、壹電視前新聞總監潘祖蔭都有可能是公視總經理的熱門人選,同時公視董事長邵玉銘夫人靳秀麗也極為關切總經理遴選一事,不過消息為邵玉銘本人駁斥。
文化公民團體發聲 介入監督防黑箱
同時,由於公視僅由全體董事會成員與工會代表列席,以及遴選審查作業的書面、面談程序未如邵玉銘先前所言透明公開,公視總經理遴選作業也為外界質疑,媒改社與眾多文化、社會公民組織於九月底共同成立「公民社會監督公視總經理遴選百人觀察團」,並設計評分表,欲針對公視總經理遴選作業過程的公開透明程度進行評比。
由文化界人士所組成的文化元年基金會籌備處,也在10月14日遴選推薦收件日截止後,對外公開推舉前公視總經理馮賢賢、前公視董事黃明川等人參與本屆公視總經理遴選。
本月17日,公視召開第五屆董事會第四次會議,對外界所舉薦的公視總經理候選人進行第一階段書面審查。
邵玉銘轉述本次審查結果,共有14位或有一定媒體管理資歷者,以及非媒體企業主管資歷者參與角逐。
邵玉銘並透露,本次董事會不記名投票結果下,共有3位參選者進入遴選作業第二階段面談程序。
對於外界批評遴選過程不如邵先前所言「透明、公開」,邵玉銘則回應外界質疑表示,董事會基於保護參選者原工作的工作權與隱私,為避免候選人因參選而喪失原有工作權益,因此不對外公開。
爭議總座再獲留任 公視未來仍挑戰
在17日公視董事會舉行第四次例行會後,公視隨即於21日召開總經理第二次遴選會議暨臨時董事會。
會議前日,董事長邵玉銘對外透露,可能是現任人選留任,也可能是其他候選人獲得提名,無論如何仍要等待隔日面談票選後方能決定。
而21日的總經理遴選會議,也在保護候選人隱私的名義下,離開內湖公視大樓舉行,並在為時三個小時的面談後,召開臨時董事會正式推舉現任總經理曠湘霞留任公視總經理一職。
21日的遴選會議,經同為公視董事的五月天主唱阿信當晚於臉書中公開細節,以及不願具名的董事披露,遴選會議在三位候選人各一小時的答辯面談與半小時董事會內部討論後,曠湘霞獲得出席與代理出席共15位董事8票通過。
不具名董事表示,董事會成員對曠湘霞各有支持與反對,支持者認為,曠湘霞已在公視任職長達30多個月,對公視目前業務相對熟稔;反對曠湘霞的董事則認為,曠湘霞開創性不足,公視更需要足夠開創性的人才。
然而,曠湘霞的留任,也引發民間團體批評聲浪,文化元年基金會引述公視內部員工訪談指出曠湘霞任職公視總經理期間,有諸多不適任作為,呼籲外界抵制;由媒體改造學社等團體共同組成的「公民社會監督公視總經理遴選百人觀察團」也發出新聞稿,期望曠湘霞能公開對外闡述公視內部治理理念與藍圖,不過曠湘霞皆以「不予置評」以及「不用了吧!」回應公民團體的批評與對話邀請。
因此,第五屆公視董事會最後遴選出前屆公視總經理曠湘霞持續掌管公視內部治理事務,但由於爭議的聲浪不斷,公視的未來勢必仍充滿挑戰。
回媒體觀察報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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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觀察電子報
發報時間:2013-11-1316:00:00/報主:媒體觀察電子報
本期目錄
.台灣獨立媒體的困境與展望
.獨立媒體生態系的匯聚與茁壯(陳順孝)
.「獨立特派員」的挑戰與期盼(楊虔豪)
.讓「公庫」成為「人民公庫」(管中祥)
.公視觀察:請問公視董事會如何提高自製率?(張十七)
.延宕數月公視總座曠湘霞爭議中留任
.[公益]2013年媒觀講堂:媒體星期四╳媒體新奇事
[公益聯播]城市議題工作坊
台灣獨立媒體的困境與展望
媒體觀察報第五期文/林靖堂(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電子報編輯)在今(2013)年8/27,長期關心2009年八八風災的莫拉克88news風災網決定停下腳步,不再聘任專職記者主動處理與更新風災災區與災民後續訊息。
風災網發起人之一輔大新傳系陳順孝老師曾表示「這是風災網的既定規劃」,但或許也揭示著獨立媒體組織與獨立媒體工作者在台灣,仍有許多困境與問題。
循此脈絡,本期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媒體觀察報》邀請輔大陳順孝老師、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管中祥老師、駐韓國獨立媒體工作者楊虔豪,從台灣獨立媒體的整體環境與發展,兼談個別組織、獨立工作者個人的困難與處境。
台灣獨立媒體社群近十年來隨著台灣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環境每下愈況而蓬勃發展,然而如同陳順孝所言,獨立媒體與獨立工作者缺乏資源挹助、集體勞動權益保障,組織與個體之間單打獨鬥恆向聯繫不足。
擔任「公民行動影音資料庫」主持人的管中祥,則從「公庫」個案的經營困境,包括為社會與主流媒體標以「假記者」的誤解、失去國科會挹助後組織維繫營運的生存困境等,為台灣獨立媒體的困境作一註解。
從事獨立媒體工作的個體戶的困境,以駐韓獨立媒體人楊虔豪為例,他描述自己因媒體文化與對獨立媒體型態的認識不足,在韓國遭受誤解與排擠,進而無法順利以駐外記者身分進入韓國政府部門進行採訪,這是他目前所遭遇最為挫折的難題。
當然,楊虔豪亦遇到資源挹助不穩定的窘境。
雖然如此,無論是整體獨立媒體社群結構、個別獨立媒體經營與獨立媒體工作者個人的處境,低迷之中仍有一線曙光。
陳順孝指出,目前已有獨立媒體學院等組織,著手負擔起獨立媒體工作者的教育訓練、爭取勞動權益與福利保障等。
管中祥也表示,公庫存在的價值已深入教育體系、成為各種社會運動議題事件的公共紀錄。
楊虔豪也指出,自己熱愛這份工作,願以自己的力量補足台灣對國際事務與國際新聞智識的不足。
無論如何,台灣獨立媒體社群雖逐漸為社會所重視且百花齊放,但獨立媒體組織與獨立工作者的生存狀態與困境問題,仍需要為眾人所關切、警示。
回媒體觀察報第五期
獨立媒體生態系的匯聚與茁壯(陳順孝)
文/陳順孝(輔仁大學新聞傳播系副教授,獨立媒體學院共同發起人、weReport執行委員) 台灣的獨立媒體蓬勃發展,豪傑輩出、分進合擊,正在加速形成相互連結、共同創造和分享價值的生態系(ecosystem)。
獨立媒體——又稱公民媒體、另類媒體——是獨立於政府、政黨、財團之外,為基層民眾發聲的媒介。
任何時代、任何社會,當大眾媒體迎合政經權貴、漠視民眾權益,就會有人運用當時當地的簡便工具,打造獨立媒體、發送草根訊息,來對抗大眾媒體、爭取民主人權。
台灣民眾在網路普及前用異議雜誌、社運影帶、地下電台來揭露真相;網路普及後,用BBS、部落格、Facebook等社交網站、YouTube等影音平台來傳播訊息和觀點。
這些媒介都是獨立媒體。
四類獨媒 百家爭鳴獨立媒體依其成員是個人還是團隊、側重採寫還是編輯,可分成四類:一、團隊採寫:例如報導社運的《苦勞網》、深耕生態的《環境資訊中心》、服務移民移工的《四方報》、監督災後重建的《莫拉克獨立新聞網》、聚焦農業的《上下游新聞市集》、重視媒體改革的《新頭殼》、關注社會議題的《PNN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二、個人採寫:例如專注環保的朱淑娟、關懷弱勢的江一豪、調查疫情的李惠仁、探討教育的彭明輝、反對置入性行銷的黃哲斌、深耕韓國新聞的楊虔豪。
三、團隊編輯:例如匯集和詮釋網民觀點的《全球之聲》、導讀新聞議題的《關鍵評論網》、讓人架站發稿的《PeoPo公民新聞平台》、導覽政府預算等公開資訊的《零時政府》。
四、個人編輯:例如選刊好文的《懶人時報》、以資訊圖表解讀新聞的《台灣社會事件信息圖表》和《Baagic咩即可-消費者熱線》。
局部有成 總體不足四類獨立媒體各展所長,並且合力監督、補充、引導大眾媒體。
二○○七年搶救樂生院、一○年反對強徵大埔農地、反對政府新聞置入性行銷、一一年反對國光石化設廠、揭發政府掩蓋禽流感疫情、一二年反對強拆拒絕都更的民宅,都是獨立媒體率先探討,激起網民熱議、民怨沸騰,大眾媒體才跟進報導、政府才正視異議。
二○○七年起,《苦勞網》、《環境資訊中心》、《四方報》、朱淑娟、李惠仁先後贏得卓越新聞獎,證明獨立媒體的報導質量不輸大眾媒體;二○一一年大法官會議第六八九號解釋文宣示:「新聞自由所保障之新聞採訪自由,並非僅保障隸屬於新聞機構之新聞記者之採訪行為;亦保障一般人為提供具新聞價值之資訊於眾、或為促進公共事務討論以監督政府而從事之新聞採訪行為。
」更確立了獨立記者報導的正當性。
然而,獨立媒體儘管日受重視,但總體發展還不夠健全。
首先,欠缺教育訓練,獨立記者很難有系統地進修;其次,欠缺經費福利,難以支撐獨立記者長期奮鬥,甚至連基本的勞健保都成問題;第三,領域不夠全面,在環境、農業、人權領域表現傑出,但對政治、經濟、醫藥、影視等領域還缺乏耕耘;第四,缺少對話、整合,難以互補有無、分工合作。
自主培力 共同成長所幸,越來越多獨立媒體團隊著手推動自主培力,積極進行教育訓練、權益保障、創業育成和社群對話。
在教育訓練方面,二○○七年創立的PeoPo公民新聞平台長期在台灣各地舉辦工作坊,並在網站上提供入門教材;二○一二年成立的獨立媒體學院則已開設三期共十二門課程,每門課以六堂入門課搭配三個月師徒制實習,提供獨立記者進階訓練。
此外,台灣媒體觀察基金會、優質新聞協會weReport團隊也都舉辦相關的獨立記者培育營隊。
在權益保障方面,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在二○一二年成立姊妹組織新聞從業人員職業工會、獨立媒體學院預定在今年十一月成立獨立媒體工作者協會,都可以提供獨立記者勞健保投保服務,並將協助獨立記者爭取勞動權益,包括薪酬、合約、版權等。
在創業育成方面,二○一一年底成立的weReport調查報導公眾委製平台,讓獨立記者可以擬定報導計畫,藉此平台向公眾募資,取得所需經費;今年十月起更將募資範圍從採訪報導擴及創辦媒體,亦即,公民若要成立新的獨立媒體,也可以藉由weReport來募款。
此外,獨立媒體學院也計畫在今年底前推出創新育成計畫,公開徵案,補助新辦獨立媒體,並給予創業指導。
在社群對話方面,獨立媒體學院網站持續訪談各個獨立媒體、舉辦媒體人對談會、籌辦獨媒高峰會,積極促進獨立媒體工作者相互了解、共商未來、協力合作。
總之,獨立媒體生態系已漸成形,它讓獨立記者、獨立媒體不需再單打獨鬥,而可以借助群體智慧、集體力量來共同成長、共創價值;但這個生態系還在發展初期,需要更多專業努力、更多新血加入、更多社會支持,才能逐步成熟,才能更強有力地制衡大眾媒體、發出草根聲音。
回媒體觀察報第五期
「獨立特派員」的挑戰與期盼(楊虔豪)
文/楊虔豪(駐韓獨立記者)我是駐韓獨立記者楊虔豪。
我相信大家在台灣凡是任何有關朝鮮半島議題的相關報導或評論,多可見到我的身影。
從今年起,我以獨立記者身分定居在南韓首爾採訪與撰稿。
每當我在南韓或在台灣向碰到的人表明我是「獨立記者」時,通常大家聽到都會感到吃驚疑惑。
由於在南韓重視個人所屬的組織與文化,在新聞圈鮮少聽到有「獨立記者」(IndependentJournalist或Freelancer)這稱號,當然就容易引起許多人的鄙視或不信任。
而在台灣,近年隨公民新聞學興起,以及包括李惠仁、朱淑娟等人開始自立門戶製作報導,還有包括獨立媒體如苦勞網、PNN、新頭殼、上下游等也發展了一段時日。
相較於南韓,不同於主流媒體的新聞產製方式,在台灣不論是真的受到重視也好,或是被炒作也好,它的確獲得吹捧,也有越來越多人持續探究這領域的發展。
在這環境下,我要嘗試做的是「獨立記者有沒有從零開始的可能」。
我從大學起每個寒暑假自費旅居南韓採訪,畢業後從今年起轉為全職。
當時我採訪過的幾個大的議題分別是脫北者、MBC罷工與2012年南韓總統大選。
去年我曾獨家採訪到南韓前國務總理與總統候選人李會昌、計畫多年脫北者採訪也有了成果,透過weReport提案的MBC罷工專題也有不錯的回響,同時也成為學界研究關注的資料。
合作媒體挹助有限 打亂規劃擔任全職後的前三個月,我則盡可能爭取到一切採訪機會,所以不斷打聽許多採訪消息、每天跟報,並嘗試獲取一切我可能利用的資源。
我曾供應過採訪報導的媒體包括新頭殼、PNN、《陽光時務》、《新新聞》、《看雜誌》、傳媒與教育電子報等,另外也幫《蘋果日報》寫過專文、現在於《想想論壇》及《天下獨立評論》兩大平台也擁有評論專欄,今年也曾幫壹電視做過一次連線報導。
我起初計畫是這樣的:將日常新聞稿件供應給新頭殼、政經時事給《新新聞》、社會議題給《陽光時務》、專題報導給PNN,媒體與北韓問題則分別交給《看雜誌》與傳媒與教育電子報,同時繼續拓展與其他媒體的接觸與合作。
不過新頭殼額度有限無法讓我頻繁供稿,《陽光時務》宣布休刊、《蘋果日報》與壹電視的經營權更遞、《看雜誌》從雙週刊改為月刊、PNN的預算也將從下年期大幅被刪減,與我合作的媒體接連出現問題,頓時打亂了我的陣腳。
所以下半年起我開始採取議題主打路線,尚無能力採訪的重大政治或社會議題,我整理原文資料提供分析,甚至編制圖表解說。
剩下來時間我則規劃專題採訪,大概一星期能有一到兩篇報導出來,或是將採訪元素轉放入評論或新聞解說內。
韓媒組織文化差異 融入受挫另外,更嚴重的問題是首爾外國記者俱樂部的入會受挫。
由於加入俱樂部可以認識更多海內外記者互相交換訊息,同時也能定期收到來自俱樂部的採訪情報與邀請通知,最重要的就是發給「記者證」,這樣我才能順利出入公家機關,經由友人推薦我也開始嘗試入會。
不過受限於韓國組織文化,沒有所屬媒體的我碰到了極大困難,原先我拜託上下游與獨立媒體學院創辦人馮小非幫我開立一份獨媒證明,卻被俱樂部以「所屬曖昧」退回,後來又請新頭殼的莊豐嘉總編與PNN的吳東牧製作人開給我撰稿證明,並且附加我寫過的報導給俱樂部,沒想到俱樂部又向我回覆稱「需要有採訪簽證才能辦理」。
短暫回台時,我打算以我目前擔任監事的「知韓文化協會」名義加入俱樂部,準備好文件後跑了趟駐台北韓國代表部。
但自台韓斷交後,20年間幾乎沒有新進記者向代表部申請採訪簽證,辦事人員也對相關細節不甚了解。
只告訴我包括法人行號、在職證明等文件都必須先交付公證,其他事宜還要我打去韓國向領事局詢問,因為這又將耗費我許多時間,所以我決定先擱置,繼續以免簽形式留韓,繼續從事採訪與撰稿,待滯留期限到期前備妥一切再申請,否則我的工作又會為了申請入會而繼續被打亂。
擔任獨立記者,評論與解說稿件,我閱讀與整理原版的韓文資料整理給讀者。
採訪的部分,從佈線、約訪、面談、撰稿、影片剪輯與字幕等全部由我一人處理,沒有所屬組織提供的援助,又獨自一人在外,我的工作的確充滿艱辛,光是為獲得俱樂部認可與記者證發給就已讓我一個頭兩個大。
舉凡技術與編採問題我想每位記者都會碰到,但碰到記者證發給的事情,這正是作為「獨立特派員」的我首要面對的課題,未來有志從事「獨立特派員」的人也都將碰到同樣問題,或許台灣已可以開始考慮要如何制度性地協助突破困難。
我認為,現在各電視台的特派員不斷減少,在面臨國際新聞質量皆乏的情況下,獨立媒體或可與長期旅外人士合作供應第一手的國際新聞報導,但若無法協助解決記者證困境,則機會可能就因而喪失。
雖然有諸多挑戰在我面前,不過我享受這份工作,因為我得以長居我喜愛的環境體會不同於台灣的面貌,同時也因台韓兩國有既存隔閡,我便同時身負重任將這裡的一切介紹回台灣。
但在眾多獨立記者中,我仍算是「異類」,包括直接獨立起家出道、路線迥異(主跑海外)、追蹤議題(無人嘗試過的南北韓),我的屬性都顯得非常奇特。
我認為目前現階段台灣新聞圈最大課題是,對「國際新聞」之重視程度與人才培育都還相當落後,獨立媒體界若能開始計畫朝這方面發展,或將海外獨立記者合組策略聯盟供應國際時事,或許成為對抗主流媒體的招牌。
回媒體觀察報第五期
讓「公庫」成為「人民公庫」(管中祥)
文/管中祥(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主持人)我擔任「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簡稱「媒觀」)」董事長期間,同時也執行國科會的數位典藏計劃--「建制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簡稱「公庫」)」。
這個看似不相干的兩個機制,其實有著同樣的價值與目的。
我一直以為,任何的改革行動都應有其終極關懷與追求的價值,否則陷入「為反對而反對」窘境,因此,我也常自問:媒體改革運動的終極關懷與價值是什麼呢?「媒觀」成立的目的是要保障新聞自由、推動媒體識讀教育、觀察與監督媒體,那幾年,「媒觀」對於弱勢者受到媒體污名,以及政商力量操控媒體的議題特別關注。
當時的媒觀花了不少心力去除媒體對弱勢者污名,關切國家與資本力量控制媒體的種種作法,並且採取實際的對抗行動。
會有這樣的調整是因為我們認為,媒體改革的目的,不單是為了改革媒體,媒體是民主社會的重要環節,改革媒體的目的是要促進社會更平等、民主、更多元!而民主的價值不單只是投票、選邊,還要能看見彼此、展現差異、社會對話。
但在此之前,必須先確立每個個體或群體,都能成為獨立且平等的主體,否則任何的「對話」都只是強欺弱的和諧。
媒體改革之後 投身獨媒實踐發聲客體能否成為主體的關鍵除了去除污名,還要能自主發聲。
媒體批評、改革媒體的目的之一是為了去污名,而發展獨立媒體、紀錄公民行動則是為了自主發聲。
換句話說,媒體改革與獨立發聲看似兩條不同的路徑,實則一體兩面,都是為了尋求更多元、更多民主、更平等的社會。
雖然,這幾年媒體的敗壞比媒體改革的速度快上許多,但事實上,媒體批評己經受到更多民眾的注意,也有越來越多的公民團體投入媒體改革的行列,甚至高中「公民與社會」課本已把媒體識讀/素養列為課程章節。
當然,力量仍然有限,需要更多努力,只是改革力量不斷增長的同時,也需要多一些能量關注獨立/公民媒體的發展。
「公庫」於2007年成立,目的是要紀錄台灣被主流媒體所忽略或扭曲的社會行動,使各個公民團體得以闡述行動理念及對社會的關懷。
不僅要呈現出台灣社會的多元聲音,同時也將影音資料存於資料庫,透過CC授權的方式作為大眾理解社會事實的管道與社會運動的主張。
事實上,一個社會能否進步,不是來自於政府的恩澤,也未必是因為反對黨的制衡,更重要的是這地方的社會運動是否發達密切相關。
可惜的是,台灣社會大多對社會運動存在著莫明的厭惡,甚至恐懼,而大眾媒體對社會運動的報導不是簡化就是扭曲,很少讓他們完整地講完行動的訴求。
這些行動者或弱勢者在公共領域的傳播權力始終遭到扼殺,在話語權遭到閹割的情況下,我們永遠無法理解社會運動者究竟在主張什麼?他們的批評或訴求和我們有什麼關係?如果政府接受了他們建議,這個社會到底是會更好?還是更糟?6年來,「公庫」已經累積超過1,600則左右的影音紀錄,內容括人權、司法、環境、文化、移民、移工、媒體、教育、社福、稅改、社區、民生消費、性別、勞工、兒少、醫療、和平、學運、族群、身心障礙、原住民、樂生、都更、政黨等多項主題。
另外也針對近年台灣重大的社會議題,如士林文林苑都更案、蘭嶼核廢料棄置、樂生保留運動、國光石化在彰化、都市河岸開發等製作一系列專題報導。
我們也與燦爛時光節目合作,每週製播「獨立在線」節目,透過廣播報導每週重要社會運動,並親臨事件現場。
深入公共議題 突破「假記者」誤解 過去有段時間,雖然,經費來自國家學術單位的支持,但我們仍是自主運作的另類媒體,我們和許多獨立/公民媒體一樣,在採訪時遇到不少阻礙,不僅公務機關阻止我們進入,警察除了在抗議現場限制我們採訪,甚至還曾登門拜訪公庫的報導者,但這些障礙大多隨著直接的抗議或經驗的累積一一克服。
我們也是許多人眼中「沒聽過的媒體」,但這並不特別,包括苦勞網在內的獨立報導者也有「假記者」之稱。
但這一點都不重要,因為官方限制越多,意味著他們越擔心這些「沒聽過的媒體」紀錄官府的惡行惡狀,傳播社會運動者被主流媒體忽略或扭曲的行動訴求,並且害怕「假記者」對政府的猛力監督。
2012年下旬,因國科會數位典藏計畫結束,經費終止,我們從「另類媒體」轉變成真正的「獨立媒體」,自然也和其它的獨立媒體一樣,面臨生存的窘境。
未來該怎麼走?能不能走下去?一直是讓人猶疑、掙札的問題,即使真的走下去,又能走多久也讓人十分困擾。
在對未來不知所措的同時,我們出版了「公民不冷血—新世紀台灣公民行動事件簿」,這本書整理了這些年拍攝的影像紀錄寫成專文,讓讀者了解事件的來龍去脈,並專訪參與社會改革甚深的行動者。
希望讓更多人認識台灣的真實面貌,向這些年無私投入社會改革的行動者致敬。
當時,我在序文中悄悄地寫下了「墓誌銘」:我們這些年的努力只是盡了作為公民的一點心力,更重要的是,我們拍攝的公民行動會在網上繼續流傳,也會是台灣民間社會進步力量的重要紀錄,「七俠和五義」的豪情義舉依然會「流傳在民間」,即便消失了,我們仍舊存在。
即使如此,困惑依舊。
然而,這六年公庫紀錄了大量社會運動的影像,不僅是資料庫,也是人民的歷史的重要紀錄,如果停了,接下來該如何有系統的紀錄社會發展的重要痕跡?更何況,公庫不是任何私人的資產,而是公共資源,我們拍攝的影片不僅無償提供社會各界非營利使用,許多的公民團體、紀錄片導演也引用我們紀錄的影像,甚至有教科書業者將影片作為高中「公民與社會」課程的補充教材,讓年輕的世代更了解台灣社會的多樣面貌,這麼重要的公共資產,我們豈能說停就停?這是台灣社會重要的工程,在缺乏經費的情況下,我們仍決定延續這項鞎難的工作,希望向公眾集資,維持獨立運作。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著手成立正式協會,尋求長久生存之道,透過更多的參與,讓這個機制能逐步地更具公共性與公共價值。
即使如此,仍不容否認接下來如何生存,仍是個重要問題,但如果不走出這一步,不但不會「原地踏步」,還可能從此消失。
這並不是我們所樂見的,只是「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如何成為持續有力的人民「公庫」,不僅需要更多人的支持,也是我們不能迴避的嚴肅問題。
回媒體觀察報第五期
公視觀察:請問公視董事會如何提高自製率?(張十七)
媒體觀察報第五期(編按:本刊「大家看媒體」專欄,歡迎對台灣媒體有任何意見、欲申訴媒體亂象的一般民眾、學生,乃至於專業人士投稿,每篇500到800字,刊出後酌予稿費,唯本刊保有編輯權,歡迎將稿件投稿至本會信箱:[email protected])文/張十七(研究人員)公共電視的新任董事會近年幾經政治周折一再難產,文化部長以「國際笑話」稱之。
不過作為觀眾,恐怕不容易從每日看電視的經驗裡感受到高層的政治問題。
新董事會難產的934天中,公視整個組織運作一派如常,沒有播出半刻的黑畫面。
最近的《2012年公視基金會年度報告》裡甚至指出公視新製節目時數是歷年之冠,是報告開頭董事長與總經理的談話中頗值得驕人的成績。
一般來說,年度新製節目時數可用來簡單評估比較影視部門的製作能量,因此我們好奇,公視新製節目時數創新高的意義是公視製作能力增強了嗎?而根據是什麼呢?或有其他意義?眾所皆知,從製作資源來看,公廣集團的擴編計畫停止,政府撥付的有限預算持續未變,而公視在法定承製的原視、客台與宏觀頻道上應得的經費,由主事的原民會、客委會與僑委會撥補的額度卻逐年減少(開始承製的2007年至2012年間,少掉10%)。
從組織興革觀之,其一是公華視的整合工程延宕,促使共同資源、設備與人力無法能發揮更高效能;其二是延任的董事會長期處於「看守」狀態,難以帶領組織改造。
在制度條件、組織效能與資源人力皆未變的前提下,一個自身就惶惶不安的董事會如何促成公視「新製節目時數創新高」呢?細究公視基金會各年年度報告,所謂「全年新製時數」應指當年度在公視播出全時數中,首次播放(first-run)的節目的時數。
歷年報告另外匯整「全年播映時數」的資料。
所以新製時數創新高的意義主要在,公視降低了重播(re-run)的節目時數。
我們把「播映時數」扣除「新製時數」便是當年度公視重播節目的時數,那麼歷年的重播率如下圖一。
圖一:公視節目重播率(時數比例)(資料來源:各年公視基金會年度報告)可見公視在全部播映時數中的重播節目比例是不斷下降,其中公視自製節目(內容版權全部或主要歸屬公視所有)的重播率更是從57%下降到38%,這表示2012年的公視觀眾比過去有更多「新鮮」的節目可以看,而公視更少拿自製的節目重播。
真是可喜可賀!是嗎?由下圖二可知,公視自製節目的時數,從2008年後就沒有再增加(中間一度倒退)。
但是委製節目以及外片(國外節目)的時數,則有顯著而穩定的上升。
可以說公視新製節目時數的增加,主要得自委製與外片增加的貢獻。
圖二:新製節目時數,按來源分類(資料來源:各年公視基金會年度報告)再由下表三可知,自製節目占全年播放時數的比例與絕對數量都是走低,而比例與量的增加的則是委製與外片,境內外購影片的數量表現波動。
圖三:播映節目時數,按來源分類(資料來源:各年公視基金會年度報告)事實上,公視節目製作與採購的部門可動支預算,逐年下降,到2012年稍有回升但有限。
圖四:節目製作採購部門預算(含:新聞節目製作購買、一般節目製作購買、節目企畫購買、節目製作播映作業,並扣除折舊與攤提。
資料來源:公視網站各年收入支出明細表)綜合以上,所謂「新製節目時數創新高」的意義,並不是公視自製節目能力增強了,相反,我們看到了內部製作投資趨緩,新製節目中自製時數幾不增加(一度衰退);雖然重播減少,但自製節目的播映時數持續下降。
而為委製與外購節目代之。
為什麼呢?我們可許可以在節目類型中推敲答案。
從下圖五我們可以看到,新製節目時數中,「新聞時事」類節目占的比例最高,但在2008年突增後就持平。
而「生活資訊服務」類的數量與比例都有增加。
「紀錄片」類節目占全時數的比例低,但逐年增加。
圖五:播映節目時數,按類型分類(資料來源:各年公視基金會年度報告)一般而言,由於「新聞時事」與「生活資訊服務」類型節目具有時效性、事件性或地域特殊性,其價值主要在提供本地觀眾即時準確的資訊,以解決或幫助理解特定生活世界的現象或問題。
因此事過境遷後這樣類型的節目便失去再播映的價值,觀眾欠缺再看的動機與必要性,也不易於跨地域、跨文化傳播。
但它和其他類型節目相比的好處是:製作成本較低。
這個節目製作能力弱化或側重新聞資訊類節目的現象,可以從另一角度察之。
公視的經費除了主要得自政府撥補,另必須自籌部份,其中「販售收入」是公視將自有版權節目或代理發行節目的影碟或播映授權,及其週邊商品的轉售所得。
僅管公視不以營利為目的,但從「販售收入」的長年變化中我們可以藉之推測公視在製作上的偏向。
圖六:公視販售收入(資料來源:各年公視基金會年度報告)按上圖六可以看到,十年來公視節目的販售所得向下發展。
若扣掉2003年的突增,在2008年前大約在一億元上下。
自2009年起開始下探,2009、2010年的年度報告自承:「主要係因節目製作有限,有效商品已大量減少,加上市場不景氣,及學校採購預算減少等。
」(黑體為本文所加)。
2011年的反彈則是得自開發中國市場及與教育公播版權的新協定,但2012年又再向下達歷年新低,約僅08年前均值的半數,顯然中國市場與新版權協定不能挽回頹勢,報告提出的解釋是:「版權業績2012年較過去衰退,主要是銷售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區的新製節目,多為生活資訊或音樂綜藝類型,在版權市場不易爭取價格,且集數有限。
本年度也欠缺市場詢問度最高、最有利於版權行銷的長集數連續劇作品,使版權銷售效益受到影響。
」如果按2008年以後揭露的節目發行收入資料看,衰退主要來自「版權行銷」,而非家用與教育公播授權。
小結合併以上公開資料理解,我們可以說公視董事會的動盪直接影響了公視節目製作的取向。
自製節目投資趨緩外,也增加了外購與委製的比例,並有以製作成本較低的生活資訊與新聞類節目取代戲劇類節目的樣態。
必須指出,僅管個別節目的委製與外購本身可以在特定脈絡下有正面意義,就電視台的總體節目表現而言可增進內容多樣性,就組織管理而言可強化內部競爭,就外部工作者而言則增加作品露出窗口,特別是公視有意鼓勵實驗性作品。
然而眾所皆知,同樣一套內容的節目,外購成本低於委製,而委製又低於自製。
長期來看,外購與委製升高所精省下來的主要是人事開銷,並且反映經營管理階層對組織未來的企圖心趨於保守。
而產業通行的委製與外購,則壓抑了全體工作者的工資。
這在影視產業發展史上並不稀奇。
英國的BBC在八○年代末被迫釋出部份節目時段作外部採購之後,長期以來愈加彈性化的節目產出模式,促使英國影視產業工人工資出現增長停滯癥狀。
美國在五○年代後的大規模內製模式解體後,同樣造成外部承包製作的自營者低薪化問題。
這個低薪化絕不是工人自己的事,長期造成節目品質低落問題,由全民承擔。
僅管台灣的影視產業問題有自己的脈絡,不必由公視負總責。
但同樣清楚的是,公視在委製節目的版權歸屬上迭有爭議,承製節目者抱怨製作費不足的例子所在多有(好比《人生劇展》),如果公視在委製或採購案上只能按市場行情去走,那附和的是總體的產業剝奪邏輯,要靠承製者超量燃燒熱情、血汗或甚至是個人經濟資本,來貼補委製案而外購節目。
儘管首映所得不夠攤平製作費是業界常態,但臺灣的發行業務與多階映演市場不若他國成熟,更別說獨立製作業的發行能力貧弱,這絕非要求承製者相忍為國可以唬弄。
而外購在衡量製作能力的向度上是一種更差的方案,它的意義是:該節目公視在有限預算下做不出來。
當下,絕不是說公視應當完全自製,按自然的社會分工或國際分工(specialized)結果,外購節目或部分工作委外或許是更經濟有效率的做法,比如採購《舌尖上的中國》。
如上所提,外購委製有助在有限經費下提高節目多樣性。
但倒過來說,就是指內部製作能力無法滿足多樣性需要,然而為什麼呢?細數公視近年年度報告,我們並未看到經營管理者有調整擴大總體節目排程與走向的聲稱,那麼擴大外購與委製就未必是為了多樣化,而可能是朝向一個令人憂心的方向發展:擴大欺負勞動者的彈性生產制,並且意味著公視放棄原先作為台灣整體影視產業裡有份量的參與者,甚至是作為創意與人才培育上的先行者的企圖心不再,轉以謹小慎微的保守心態營運。
回媒體觀察報第五期
延宕數月公視總座曠湘霞爭議中留任
媒體觀察報第五期文/林靖堂 (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電子報編輯) 採訪報導自今(2013)年七月底第五屆公視董事會成立以來,由於尚未完全熟稔公視各項業務與釐清前屆董事會爭議,四個月過後,方完成進行新任總經理的遴選。
不過,也因為公視意識到有依《公視法》選任新總經理組織新內部治理團隊的必要,在董事長邵玉銘主持下,公視董事會終於九月底公告啟動遴選作業,並於10月22日召開遴選委員會與臨時董事會宣布現任總經理曠湘霞留任。
第五屆公視董事會歷經近三年的紛爭與難產,終於在今年六月底最後一次審查委員會通過,並於七月底在內湖公視大樓召開第一次董事會,會中選出前新聞局長邵玉銘擔任董事長,依據《公視法》新董事會也必須在一定時間內選任公視新總經理,以維繫公共電視的正常運作。
董事會政治爭議後 總座遴選影幢幢由於第五屆董事會產生過程受政治介入疑雲的紛擾不斷,使得董事會產生後,公視總經理的人事選任也成為焦點,為此公視董事會曾於八月第二次例行會議決議將以「公開透明」形式進行遴選。
邵玉銘當時接受記者採訪時指出,為避免公視總經理遴選產生類似董事會產生過程的爭議,決議以「董監事會全體董監事,共同參與遴選過程」方式透明公開。
不過,由於董事會內部對於總經理參選資格出現意見分歧,公視董事會中部分董事認為,總經理一職應尋求電視圈或媒體實務界有經營經驗者;另外一派則認為,只要能有反敗為勝的企業經驗人才,亦能助公視度過經營危機,不應排除。
公視新總經理遴選作業遲至九月底進行最後確認,並於第三次董事會中,確認公視總經理的候選資格及遴選作業程序。
公視總座的遴選公告,於9/27深夜張貼並開始為期兩週接受外界自薦或推薦人選的作業程序。
這段時間,邵玉銘曾與媒改團體與學者會面,指出確實有接收到來自外界的推薦電話,不過由於已有正式遴選管道,邵玉銘主動婉拒並要求推薦者循正式管道推舉適合之才。
這段時間,外界盛傳公視總經理可能有內定人選。
根據《聯合報》九月底報導,資深媒體人李四端、壹電視前新聞總監潘祖蔭都有可能是公視總經理的熱門人選,同時公視董事長邵玉銘夫人靳秀麗也極為關切總經理遴選一事,不過消息為邵玉銘本人駁斥。
文化公民團體發聲 介入監督防黑箱同時,由於公視僅由全體董事會成員與工會代表列席,以及遴選審查作業的書面、面談程序未如邵玉銘先前所言透明公開,公視總經理遴選作業也為外界質疑,媒改社與眾多文化、社會公民組織於九月底共同成立「公民社會監督公視總經理遴選百人觀察團」,並設計評分表,欲針對公視總經理遴選作業過程的公開透明程度進行評比。
由文化界人士所組成的文化元年基金會籌備處,也在10月14日遴選推薦收件日截止後,對外公開推舉前公視總經理馮賢賢、前公視董事黃明川等人參與本屆公視總經理遴選。
本月17日,公視召開第五屆董事會第四次會議,對外界所舉薦的公視總經理候選人進行第一階段書面審查。
邵玉銘轉述本次審查結果,共有14位或有一定媒體管理資歷者,以及非媒體企業主管資歷者參與角逐。
邵玉銘並透露,本次董事會不記名投票結果下,共有3位參選者進入遴選作業第二階段面談程序。
對於外界批評遴選過程不如邵先前所言「透明、公開」,邵玉銘則回應外界質疑表示,董事會基於保護參選者原工作的工作權與隱私,為避免候選人因參選而喪失原有工作權益,因此不對外公開。
爭議總座再獲留任 公視未來仍挑戰在17日公視董事會舉行第四次例行會後,公視隨即於21日召開總經理第二次遴選會議暨臨時董事會。
會議前日,董事長邵玉銘對外透露,可能是現任人選留任,也可能是其他候選人獲得提名,無論如何仍要等待隔日面談票選後方能決定。
而21日的總經理遴選會議,也在保護候選人隱私的名義下,離開內湖公視大樓舉行,並在為時三個小時的面談後,召開臨時董事會正式推舉現任總經理曠湘霞留任公視總經理一職。
21日的遴選會議,經同為公視董事的五月天主唱阿信當晚於臉書中公開細節,以及不願具名的董事披露,遴選會議在三位候選人各一小時的答辯面談與半小時董事會內部討論後,曠湘霞獲得出席與代理出席共15位董事8票通過。
不具名董事表示,董事會成員對曠湘霞各有支持與反對,支持者認為,曠湘霞已在公視任職長達30多個月,對公視目前業務相對熟稔;反對曠湘霞的董事則認為,曠湘霞開創性不足,公視更需要足夠開創性的人才。
然而,曠湘霞的留任,也引發民間團體批評聲浪,文化元年基金會引述公視內部員工訪談指出曠湘霞任職公視總經理期間,有諸多不適任作為,呼籲外界抵制;由媒體改造學社等團體共同組成的「公民社會監督公視總經理遴選百人觀察團」也發出新聞稿,期望曠湘霞能公開對外闡述公視內部治理理念與藍圖,不過曠湘霞皆以「不予置評」以及「不用了吧!」回應公民團體的批評與對話邀請。
因此,第五屆公視董事會最後遴選出前屆公視總經理曠湘霞持續掌管公視內部治理事務,但由於爭議的聲浪不斷,公視的未來勢必仍充滿挑戰。
回媒體觀察報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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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期媒體觀察報第四期:洪仲丘案熱潮下的台灣媒體 2013-09-25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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