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進 - 賴和紀念館

就是架構在這樣的歷史與文學脈絡當中，成為日據時期台灣散文中少數既反映著反殖民的歷史事件，又是藝術上極其成功的詩化散文（poetic prose），我們一方面要在〈前進！〉 ... 《賴和讀本》 靜宜大學台文系助理教授陳建忠編著 〈讀台灣通史十首〉（1920）〈註一〉可說是賴和詠史的名篇，當中由先民開拓說起，中間數首有詠戴潮春之役、台灣民主國及黑旗軍。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賴和在第七首詠台灣民主國時，將「國建共和竟不成」改成「國建共和怎不成」。

將「天限台灣難獨立」改成「天與台灣原獨立」，將「古今歷歷證分明」改為「我疑記載欠分明」〈註二〉，可以說是由原先的「歷史命定論」轉為「歷史創造論」。

歷史的記載原本歷歷分明，而事實是台灣向來都在爭取決定自己命運，因此他所謂「國建共和成」、「台灣原獨立」的改法，雖然目前無法確定修改時間為何，但可以說是賴和歷史觀由寄望祖國強大向台灣本土思考轉化的證明，賴和以台灣為中心思考的傾向比起前此的詩作都再明顯不過。

而所謂詠古興懷，賴和此詩面對先人抗日的遺跡，除了感嘆「子孫蟄伏良堪悲」，更藉此反思說台灣人淪為日人統治三十年，台灣人已忘記昔日為共和獨立的努力，所謂「先民走險空流血，後人弔古徒有詩」，已是對日據下台灣人怯於像先民流血抗日的諷刺，像這樣引台灣民主國之事來提示台灣尋求共和獨立的願景，可以說是賴和自台灣近代史所援引的歷史觀。

至於賴和的反殖民漢詩可以說是指那些在參與文化協會後，置身在新文化運動的時代潮流中，以具有啟蒙理性的話語化入詩中的詩作，因此詩的語言與思想都和前述的幾種類型具有相當大的差別。

可以這樣說，反殖民詩不僅使漢詩也具有顛覆殖民主義話語的能量，而且更使古典漢詩的語言與思想也產生顛覆性的效果。

整個賴和漢詩的轉變，由他參與台灣文化協會後就格外的明顯，漢詩裡有一種關於新世界、烏托邦的集體想像、集體合唱，就像 〈水源地一品會〉（1924）一詩當中所云：「意外同心格別多，眼前世事任如何。

水源地僻無絲竹，合唱台灣議會歌。

」（前衛版五：462），這首詩中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歌」的歌詞正是呼求著：「世界平和新紀元，歐風美雨，思想波瀾，自由平等重人權，警鐘敲動，強權推翻，人類莫相殘…」〈註三〉，賴和這一時期雖然仍以漢詩來傳達他對台灣命運的思考，但新文化的思想顯然已是他藉以入詩的重要內容，這與他在醫學校時期、渡廈階段都有相當明顯的不同。

在賴和寫給幾位新文化運動人士的詩作裡，賴和同樣不掩飾地表達他對反抗壓迫、傳播啟蒙思想的意圖。

〈送林獻堂先生之東京〉（1921）當中，賴和就以追求平等、自由的辛勞為辭來慰勞林獻堂。

所謂「階級」、「強權」、「平等」、「自由」、「壓迫」、「反動」，新思想與新語言已然成為賴和新的世界觀的「常識」，這種現象，可以說明賴和做為第一代的新式知識分子，已經不再被舊有的世界觀所侷限，他以一對新的解釋世界的眼睛來看待殖民地問題，使得漢詩中許多被沿用的語言與觀念也不得不一起被更新。

於是像 〈李君兆蕙同黃張二君來訪因留住勸之以酒書此言志〉（1924）一詩，首聯氣勢驚人，以碧血換自由，也正是賴和此時的覺悟之語，說明賴和除了由詠史詩反思歷史外，以反殖民詩來反應殖民現實更是遙遙呼應了台灣歷史中的「教訓」：滿腔碧血吾無吝，付與人間換自由。

短鬢漸疏終不悔，南冠對泣總堪羞。

（前衛版五：430）這幾首詩，基本上已脫出和一般與詩友酬酢唱和之作的格局，因為它們無關於作者個人，而是把自己放到一個時代的潮流裡去，共同想像一個關於解放、自由的烏托邦。

影響賴和深遠的「治警事件」（詳〈阿四〉中之解說）是他反殖民漢詩的重要素材，出獄後的〈飲酒〉（1924）一詩，有悲憫，有激情，應該是賴和漢詩中最能傳達他反殖民意圖的詩作，詩中所謂「我生不幸為俘囚，豈關種族他人優。

弱肉久矣恣強食，至使兩間平等失」，就是對殖民者的「種族主義」殖民論述提出批判，至若其「頭顱換得自由身，始是人間一個人」之句，則頗有壯士赴死之氣慨，詩中不僅酒氣淋漓，尚且有豪氣干雲，即今讀之猶令人不覺盪氣迴腸。

做為一名啟蒙者與反殖民者，賴和展現了以漢詩來傳達新思想的熱情與憤怒，從而也鎔鑄了新的語言，以呼應他自己漢詩詩學的手法，對漢詩典律提出了某種程度的挑戰，這是賴和這一代漢詩作者「與時俱進」的表現，固不能以不如前輩作者語言「典雅」、格律「嚴謹」來侷限之。

然而，賴和終究還是放棄透過漢詩來介入現實的功能，而開始以白話文書寫新文學作品來宣揚理念，這不僅僅是後來的文學革命論作用使然，更是由於賴和做為一名文學家與知識人在尋求表達形式時，一種無法不選擇的時代壓力在作用。

所以，賴和這些具有啟蒙或反殖民思想的漢詩，容或為古典漢詩帶來典範的更迭，但在寫作這類漢詩的同一時期，賴和也同時在進行新文化運動與嘗試新文學創作。

賴和及其同時代人的漢詩代表了新文學曙光出現的前夕，台灣文學努力向光明、自由的烏托邦叩門的聲響，雖然歷史的定律規定了漢詩趨於沒落的命運，但賴和漢詩卻展現了台灣文學家與知識分子由前現代到現代世界觀，由遺民心態到反抗殖民這樣艱困思索的道路，無論在台灣文學史或精神史的問題上都具有重大的意義。

〈一桿「稱子」〉（1926）（對「法」的公平性之反思） 〈一桿「稱子」〉（1926）是討論賴和對警察與法律暴力問題的看法時最常被引為例證的小說，主要敘述一個因租不到土地耕種，而被迫去賣菜的農民秦得參（諧音「真的慘」 ），由於不諳日本警察的勒索免費青菜的「暗示」，遂被誣指為使用不合法的稱子營業，並橫加污辱的事件。

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台灣土著地主與日本資本家獨佔的殖民地經濟體制下，農民被迫與土地割離，「因為製糖會社，糖的利益大，雖農民們受過會社刻虧，剝奪，不願意種蔗，會社就加上「租聲」向業主爭瞨，業主們若自己有利益，那管到農民的痛苦，田地就多被會社瞨去了」。

不過，真正將農民逼上絕路的是使得「人不像人」的警察與惡法，這篇小說指出的問題可說是殖民地社會的結構性問題。

賴和在小說中，經常直指警察挾種種「法」的虎威對台灣人生活的干涉：「…巡警們，專在搜索小民的細故，來做他們的成績，犯罪的事件，發見的多，他們的高昇就快。

所以無中生有的事故，含冤莫訴的人們，向來是不勝枚舉。

什麼通行取締、道路規則、飲食物規則、行旅法規、度量衡規紀，舉凡日常生活中的一舉一動，通在法的干涉、取締範圍中」。

秦得參的稱子，原本是經過度量衡規則通過的標準工具，原應受到號稱文明、公平的法律的保障，但卻遭到殖民警察因徇私（慾望）而加以折斷（暴力 ），並且加以「畜生」的責罵，加上法庭上法官所謂「巡警的報告，總沒有錯啊！」充分說明殖民主義下所謂具有現代意義的法律、公平等概念不過是殖民者（強權）的文字把戲而已，法有維持正義的任務，但受保障的卻只有殖民者而已。

只不過，賴和的抗爭意識使秦得參覺悟到自己的命運，這無疑是賴和自己反殖民思想的作用，但他刻意讓秦得參思索的問題（所謂人不像人 ），未嘗不是全部台灣人都應該思考的問題，正是在這裡賴和顯現了啟蒙者的姿態，小說中描寫到：「參尚在室內踱來踱去。

經他妻子幾次的催促，他總沒有聽見似的，心裡只在想，總覺有一種，不明瞭的悲哀，只不住漏出幾聲的嘆息，「人不像個人，畜生，誰願意做。

這是什麼世間？活著到不若死了快樂。

」他喃喃地獨語著，忽又回憶到他母親死時，快樂的容貌。

他已懷抱著最後的覺悟」。

當然，我們都熟知小說的結局，賴和以暗示的手法，讓被殖民的台灣人看「覺悟」後的代價與尊嚴，警察死於路上，而秦得參同時傳出死訊。

事實上，賴和小說並不是一開始就具有積極批判的現實主義精神的，至少，在習作期未發表的〈不幸之賣油炸檜的〉（1923），賴和雖然以現實主義的精神描繪現實，卻似乎缺乏一種可稱之為「覺悟」的勇氣，使得他的批判性較為缺乏，也可以看出他在此時的思想狀態。

小說敘述「我」在一個寒夜的清晨，眼見賣油炸檜的小童被警察以擾亂好夢為由被拉進派出所，「我」說情得到的是警察這樣的說詞：「事情汝不曉的，這野奴才們，汝們土民，全不怕規紀，只有打啦罰啦，還小怕著，恕他不得！」（前衛版一：9）到了下午「我」又遇到在外徘徊的小童時，得知他竟是被後母以生意無著趕出來的，「我」雖然想資助他，卻也一時無計可施。

我想指出的是賴和在結尾處的態度，他說其實是因身上恰巧無錢可資助他，但「我」對小童的命運的深表同情：「他含著兩眶淚，依依地沿著城腳走了，我心裏迷惘了，看他去的遠，終說一聲：小兄弟－－祝汝幸福無窮－－」（前衛版一：12）。

這樣的結尾似乎比起賴和往後小說中的人物表現較為消極，但這來看賴和小說中逐漸強化的反抗性，也許才更為合理罷。

當然，我們不能遽然就說賴和沒有抗爭的勇氣，但在思想與實踐之間畢竟還有一段難為人所知的心路歷程。

從他另一篇寫於習作期的遺稿 〈僧寮閒話〉（1923），賴和對殖民者的「法」之公正性的質疑，已經顯露他一生創作的思想焦點，他認為「現在大千世界裡，有何法律？但有維持特別階級之工具而已，亦不過一種力的表現罷」（前衛版一：5），足見他的反殖民意識是相當清晰而具有思想性的，但在文學表現上作家顯然尚有階段性的差異， 〈不幸之賣油炸檜的〉的結局正是賴和對抗爭方式尚處於猶疑階段的表現。

不過，到了〈一桿「稱子」〉發表時，卻赫然出現「警察被殺」的「暗示性」的結局，其間差距之大原因何在呢？雖然賴和並沒有刻意鼓舞台灣群眾「革命」，但這一暗示性的結尾，在武裝抗日已然止息的當時看來，依舊是極為具有「革命性」的。

然而也就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這篇公開發表的小說中有「殺警」的描寫，但在現今可見的手稿中卻也不難發現，「殺警」一節並非賴和一開始就有的設計。

所以像在寫到秦得參的家裡發出哭聲後，最後而且最為重要的一句話：「同時，市上亦盛傳著，一個夜巡的警吏，被殺在道上」，以及文末特別加上的說明：「這一幕悲劇，看過好久，每欲描寫出來，但一經回憶，總被悲哀填滿了腦袋，不能著筆。

近日看到法朗士的克拉格比，才覺這樣事，不一定在未開的國裏，凡強權行使的地上，總會發生，遂不顧文字的陋劣，就寫出給文家批判」，都是今存手稿中未有的〈註四〉。

似乎賴和並不由社會的開化與否來評斷正義的必然存在，反而意識到「強權」才是造成不公的主因，在殖民地則「強權」無疑是指涉著日本帝國主義者。

我們不難在作家「手稿」與「發表稿」的比對中，看到一位殖民地作家如何在累積、強化他自己作品的反殖民能量。

賴和小說中關於「殺警」的暗示，在另一篇沒有發表，但是置於同一本筆記本中，因而可能是同一時期作品的小說 〈新時代青年的一面〉就坦然無隱了，透過法官與新時代青年的對話，被責以用「暴力」刺殺巡警的青年，說出了要用「鮮血」來「淘洗」巡警的話：「我認定他的罪惡，不管他的位置，在他所留下的罪惡。

比到在高位的還更重大，用我一滴滴的血，洗去多麼大的罪惡，不是很光榮嗎？」（前衛版一：60）更重要的是，新時代青年在最後說出了秦得參覺悟但說不出的一段話，青年要求在判辭中寫說自己是受到「××力」的屈服，而不是受到「法」的制裁，因為「法」的後面還有一種「力」的支配，「現在汝們所謂法不是汝們做的保護汝們一部份的人的嗎，所謂神聖這樣若是能無私地公正執行也還說的過去，汝們在法的後面，不是還受到一種力的支配嗎？」（前衛版一：61）。

把上述這段話再聯繫到〈一桿「稱子」〉最後的「作者自述」，我們不難看到，關於賴和受到法朗士的影響，從這篇小說可以明顯的看到，亦正如賴和自己所說，法國的諾貝爾獎作家法朗士的 〈克拉格比〉（1901）使他有所領悟而寫下這篇作品，我想特別指出的是，賴和從法朗士那裡看到，所謂「國家」、「法律」、「警察」已形成一種鞏固統治秩序的三角關係，法律是國家制訂來維持社會秩序的，警察為國家執行法律，國家的則權威具現在警察的權力之上，為了統治秩序的確立，警察的權威也被「上綱」到無可懷疑的地步，這就是近代資產階級統治的特點。

因為故事中菜販克拉格比因等待買主來付一丁點的菜錢，想要請警察法外開恩不得，在爭執中被指為辱罵警察而便被送進法院。

賴和想必由法朗士那裡看到近代資本主義社會裡司法體系的虛罔性，它只能是維護統治者權威的工具，而犧牲的正是所謂升斗小民需要的「正義」、「平等」。

循著這種認知再回過頭來看 〈一桿「稱子」〉的思想表現，我們就不難理解那被「括號」起來的「稱子」已表明賴和對「法」的不義性與虛罔性的批判。

總之，現代國家的法具有的統治階級性格，是賴和所看到的殖民地異象，在這裡「法」已失去正義、公平的價值，而對台灣多數的下層民眾帶來無數的災難。

換言之，賴和對「法」的思考，最終其實是指向一個批判的目標：資本家與統治者。

賴和對法律暴力的批判可說是他思想的一大特點，而警察暴力由於是法律暴力的延伸，往往形成作品中主要的情節構成，也是賴和一貫批判的重點。

此一對「法」加以解構的思想在新文學作家中尚無如賴和這般措意的，我認為，這與賴和所瞭解的殖民政府與殖民地法治的特殊性有深刻關聯。

站在被殖民者的立場，賴和意識到所謂「法」是有差異性、階級性的，這自然與啟蒙思潮所宣傳的「法」的公正性、普遍性顯然有認知上的不同，而賴和的思想特質便表現在這樣以小說批判殖民地法制的方面。

〈前進！〉（散文，1928） 一九二○年代初，在二次戰後世界性的民族自決思潮衝擊下，台灣人利用日本「大正民主」時期，由林獻堂為首，留學生在東京成立啟發會，再於一九二○年一月發展為新民會，一九二○年七月則有《台灣青年》創刊，再到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台灣文化協會的成立，台灣的反殖民運動真正進入一個真正全島性聯合陣線的文化抗爭時期。

但殖民資本主義的剝削日甚一日，民族主義立場的文協採取的體制內抗爭，並無法有效解決台灣廣大無產階級迫切的生存問題，於是文協內部社會主義者路線的提出就顯得有其時代必然。

一九二七年一月以連溫卿為首的左翼勢力實際佔有文協領導權，文協分裂後，當右翼的人士退出文協，賴和的名字赫然出現在一月三日下午文協臨時總會選出的三十名臨時中央委員名單中，會後雖然又有蔡培火、洪元煌、蔣渭水等人相繼退席，但賴和卻一直留在新文協中，並擔任代表員（評議員 ）。

另一方面，舊文協派以林獻堂為首，欲成立「台灣民黨」，賴和在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九日當天的發會式被邀出席並被選為臨時委員。

雖然台灣民黨旋即被總督府禁止，但七月十日，同一批人在修正部份遭總督府忌諱的綱領文句後，成立「台灣民眾黨」，賴和亦隸屬其中。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八日，彰化磺溪會邀請各黨派在彰化座舉行「社會改造問題大講演會」，賴和與邱德金就是以同屬新文協與民眾黨的身份出席。

林瑞明曾歸納賴和的政治觀，認為他和王敏川、邱德金、蔣渭水皆熟識，而三人皆被總督府視為「急進派」，亦即「同屬民族自決主義者而帶有社會主義的傾向」〈註五〉，不過，賴和同時橫跨左右兩個陣營，在總督府分化的策略下，其實也扮演了調和的作用。

這個觀察，基本上是奠基在翔實的考證資料上，頗為準確地掌握到賴和在反殖戰線中的政治立場。

這也可以回過頭來看，賴和為何在《台灣民報》當初獲准回台發行後，一九二八年三月加入創立新文協的「株式會社大眾時報社」，並且擔任監察役（監事 ）。

五月七日發行《台灣大眾時報》創刊號發行時，賴和除了是囑託（特約）記者外，更在當中發表了一篇隱喻左右兩翼分裂的詩化散文 〈前進！〉，足見他在反殖戰線分裂中在左翼的「新文協」一方介入的程度。

賴和的〈前進！〉就是架構在這樣的歷史與文學脈絡當中，成為日據時期台灣散文中少數既反映著反殖民的歷史事件，又是藝術上極其成功的詩化散文（poeticprose），我們一方面要在 〈前進！〉當中看到它的時代感，同時也要看他如何呈現這種殖民地的反殖戰線的分裂歷史。

也因此，〈前進！〉在日據時期的散文創作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原因也就在於，它是第一篇以詩化散文的手法、類型，來描繪殖民地台灣的時代氛圍與文協分裂事件，「反抗」與「美學」這兩種精神被結合的如此渾融，正是 〈前進！〉在台灣散文發展史上值得加以標舉的原因。

在一個晚上，是黑暗的晚上，暗黑的氣氛，濃濃密密把空間充塞著，不讓星星的光明，漏射到地上；那黑暗雖在幾百層的地底，也是經驗不到，是未曾有過駭人的黑暗。

這是〈前進！〉開頭的一段描寫，用黑暗、夜晚這「黑色的時空」來指陳的情境除了是連一絲星光都不會漏射進來，就連幾百層的地底也沒有像這樣的暗黑，賴和無疑地是這樣來認識殖民地社會的，而這個開場也把所有殖民主義的壓迫、統治給象徵化，正是以如此的象徵化語言，賴和試圖描繪台灣人在反殖戰線上同殖民者鬥爭的歷程。

因而，當無邊暗黑中有人物出場時，其實也正代表台灣人試圖走出暗黑籠罩的企圖，雖然他們很可能是時代的棄兒，而無論是母親（中國 ）或後母（日本）的暗喻或意象，賴和散文所形容的台灣人處境與身份，都是十足的「孤兒意識」，於此我們不難看到吳濁流繼承的賴和以來的台灣自我認同：「在這被黑暗所充塞的地上，有倆個被時代母親所遺棄的孩童。

他倆的來歷有些不明，不曉得是追慕不返母親的慈愛，自己走出家來，也是不受後母教訓，被逐的前人之子」。

除了「黑暗」意象的時代象徵，「孤兒」意象的台灣人象徵外，賴和在〈前進！〉中另一個重要的意象就是「前進」，他寫時代的棄兒們（文協左右兩翼 ）雖然置身於一片殖民世界的暗黑中，卻直覺地感到必須「前進」！「前進」！「前進」！賴和這樣強調寫道： 他倆感到有一種，不許他們永久立在同一位置的勢力，他倆便也攜手，堅固地信賴地互相提攜；由本能的衝動，向面的所向，那不知去處的前途，移動自己的腳步。

前進！盲目地前進！無目的地前進！自然忘記他們行程的遠近，只是前進，互相信賴，互相提攜，為著前進而前進。

前進的目的在於未知之處，並且不免是盲目的，這雖然多少顯示賴和對反殖民運動的結果並無信心，可以看出反殖民運動面對的惡劣條件。

但只有前進才有出路是一定的，於是乎賴和不斷的重複以「前進」這一動態的意象鼓舞著暗黑中的時代棄兒：「行行前進，遂亦不受到阻礙，不遇著危險，前進向著面前不知終極的路上，不停地前進」。

台灣人即使不想休息地前進，這「發達未完成的肉體」所暗喻著台灣人的反殖力量的薄弱，由此產生的疲倦卻不是意志力可以克制，於是乎竟有倒下的一刻，但他們仍舊想像著「夢之國」－－這裡賴和所指的應當是解放的國度罷！。

在〈前進！〉的第二部份，賴和著重描寫的正是反殖戰線內部在分裂後的情景，這時依舊在前進的是「他倆人中的一人，不知是兄哥或小弟，身高雖然較高，筋肉比較瘦弱的，似是受到較多的勞苦的一人」，勞動者的形象說明賴和這裡所指是新文協左翼一派的勞動者代表，當他繼續前進時，卻驀然發覺只剩孤身的自己在前行：「他不自禁地踊躍地向前去，忘記他的伴侶，走過了一段里程，想因為腳有些疲軟，也因為地面的崎嶇，忽然地顛蹶，險些兒跌倒。

此刻，他纔感覺到自己是在孤獨地前進，失了以前互相扶倚的伴侶，忽惶回顧，看見映在地上自己的影，以為是他的同伴跟在後頭，他就發出歡喜的呼喊，趕快！光明已在前頭，跟來！趕快！」 只是，光明的所在雖恍惚看見，同伴卻已難喚回，賴和雖在文協分裂後依舊和左右兩翼保持密切關連，也參與兩方的活動，但面對反殖戰線分裂的結局，時局似更黑暗險惡，賴和也只能鼓舞新文協的同志在失去伴侶的情況下，繼續前進：失了伴侶的他，孤獨地在黑暗中繼續著前進」。

賴和對左右分裂的看法如何，從〈前進！〉來看他是站在新文協的立場來舉出其覺醒、前進的立場，不過賴和顯然也沒有批判分裂的另一方，因為分裂後的新文協今後只能是孤獨地前進，陳芳明就從新文協「因為腳有些疲軟，也因為地面的崎嶇，忽然地顛蹶，險些兒跌倒」，企圖指出這是失去伴侶的結果，用此來說明賴和其實是希望藉本文讓他們再團結。

不過，賴和在〈前進！〉這篇詩化散文裡顯然沒有提供任何反殖民的方案，也未嘗表現出他對新文協未來的前進會通往「夢之國」的樂觀情緒，他的態度毋寧是黯淡卻並不絕望的，在那個「光明與黑暗混和」的世界裡，賴和的 〈前進！〉指出了前進的必要、新文協繼續運動的必要，而那「夢之國」還在不知在著處的未來，正是在這裡我們看到嚴酷的殖民主義下台灣知識分子的心靈暗影。

整體來看，賴和的〈前進！〉作為一篇詩化散文，他以許多接近詩的意象撐起一個關於反殖民戰線左右分裂的時代象徵，如同前文所論的，黑暗的意象、孤兒的意象、前進的意象是賴和企圖展現時代感的散文美學。

賴和的 〈前進！〉因此一方面除了昭告台灣反殖戰線的分裂並予以再現外，也是昭告了日據時期台灣散文發展在藝術成就上的重大進展。

想要瞭解賴和在文化協會分裂前的態度還可以藉〈赴會〉這篇小說，賴和就兩次藉車廂中人物的對話提出文協派知識分子的問題所在，比起寫 〈阿四〉的時期，這時的賴和以嘲諷手法顯露出更大的批判性。

「我」首先是聽到了兩位紳士風的日本人與台灣人在談論報紙上關於文協開理事會的報導，他們的對話中曾有這樣的話語：「那些中心分子大多是日本留學生，有產的知識階級，不過是被時代的潮流所激盪起來的，不見得有十分覺悟，自然不能積極地鬥爭，只見三不五時開一個講演會而已」。

便是透過做為文協會員的「我」在赴霧峰開會途中聽聞的談話，可以看到賴和對當時知識分子與勞動群眾間存在的階級矛盾的看法。

賴和此次往赴的「會」，指的應是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十六日的文協理事會，因為小說中提到的「普及漢文教育」、「普及羅馬字」提案，正是此次會議決定的。

小說中已提到文協中關於左右兩翼的意見紛歧時說：「一派以社會科學做基礎，主張階級利益為前提，一派以民族意識為根據，力圖團結全民眾為目的」，雖然賴和並沒有在文中直接表態，但他描寫一路傾聽勞動者的對話當中，已隱然洩露了他在文協分裂前的立場，應該是傾向勞動階級的左翼立場。

　 1.賴和曾以筆名「逸民」發表漢詩〈讀台史雜感〉七首於《台灣》3年4號，1922.7.10。

此處所引為手稿，內容略有更改。

2.可參見林瑞明編，《賴和手稿影像集》漢詩卷（上），台灣省文獻會、財團法人賴和文教基金會出版，2000.5.31，頁332。

3.「台灣議會設置請願歌」原刊《台灣》第四年第三號，1923.3.10。

4.〈一桿「稱子」〉的手稿見於賴和的西式（橫寫）筆記本中，手稿本無篇名，至於結尾處請參考林瑞明編，《賴和手稿影像集》（筆記卷 ），台灣省文獻會、財團法人賴和文教基金會出版，2000.5.31，頁216。

5.林瑞明，〈賴和與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文學與時代精神--賴和研究論集》，台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1993.8，頁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