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跟蹤騷擾法》有其必要？日本與德國的相關修法

面對社會呼籲立法的聲浪，內政部與部分立委雖提出草案，卻也表示要在法律上明確界定「跟追糾纏」有其困難之處。

就當前實務而言，《社維法》認定的跟追是「 ... 集團資訊關於我們集團介紹我們的團隊旗下媒體關鍵評論網everylittled.INSIDE運動視界Cool3c電影神搜未來大人物歐搜哇旗下節目多元服務Ad2Taketla拿票趣關鍵議題研究中心Cr.EDShareParty與我們合作內容行銷與廣告業務異業合作加入我們新聞中心2021/04/22,政治PhotoCredit:Reuters/達志影像 讀者投書投稿請寄到[email protected]來信請附上投稿人真實名字、email和電話，並直接附上投稿內容（Word、純文字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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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更多此作者文章...訂閱作者收藏本文文：鄞楷謙（立法委員蔡壁如國會高雄辦公室主任）屏東通訊行員工遇不幸遇害案件震驚社會，事後發現犯嫌案發前即多次跟蹤騷擾被害人；無獨有偶，長榮大學外籍生命案的兇嫌也曾跟蹤其他學生，兩案嫌犯在案發前都已出現跟蹤行為，然而現行法律對於跟追行為約束力不足，不僅難以嚇阻加害人，也讓被害人被迫生活在日復一日的恐懼之中。

根據警政署統計，台灣每年糾纏相關報案平均高達7,600多件，跟蹤糾纏絕非偶發個案，而是威脅漸長的治安隱患，要對抗這頭日益成長的怪獸，我國司法能使用的武器卻十分有限。

台灣目前的法律對「跟蹤騷擾」如何處罰？為何遲遲不修改？對於持續跟蹤騷擾他人的行為人，若不能證明程度已達性騷擾，目前只能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9條第2款「無正當理由，跟追他人，經勸阻不聽者，處3000元罰鍰。

」加以處罰。

暫且不論3000元是否能對行為人產生足夠的嚇阻力，由於罰鍰繳交訂有相當期限，在具急迫性的案例中，這項處罰根本形同虛設。

簡言之，就算被處罰鍰，若行為人對被害人有潛藏的更高犯意，可能根本還沒到繳交期限，行為人就已經實現犯意了。

情況緊急時，帶有違反刑責的保護令具有比罰鍰更高的嚇阻力，然而當前保護令只有家暴案件才能申請，大部分騷擾案件的加害人與被害人非親非故，不可能構成家庭暴力，也因此形成法治空窗。

面對社會呼籲立法的聲浪，內政部與部分立委雖提出草案，卻也表示要在法律上明確界定「跟追糾纏」有其困難之處。

就當前實務而言，《社維法》認定的跟追是「被他人持續接近或即時掌握行蹤，而身心安全、行動自由、私密領域或資料自主受到超過社會通念所能容忍之侵擾」，只列舉出「持續接近」與「即時掌握行蹤」兩種抽象行為。

司法院釋字第689號解釋則定義為「以尾隨、盯梢、守候或其他類似方式，持續接近他人或即時知悉他人行蹤，足以對他人身體、行動、私密領域或個人資料自主構成侵擾之行為」雖然擴大納入「尾隨」、「守候」，但對諸如寄送物品等其它騷擾方式的規範仍付之闕如。

誠然，鑒於行為動機與態樣的多變，要替跟蹤或糾纏建構清楚的要件實屬不易，但這不該成為立法延宕的藉口，因為在得到法律保護之前，仍有數千位民眾時時刻刻生活在擔驚受怕之中。

日本與德國的相關修法，可以給台灣什麼借鏡？《詩經》有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跟蹤騷擾並非台灣社會的特有問題，在為跟追定義煩惱之際，外國立法的例子或許可以給我們帶來啟發。

同樣受到騷擾事件困擾的日本社會，在1999年桶川車站殺人事件後隔年火速通過《反跟蹤狂法》（ストーカー規制法，又稱《纏擾防治法》），將纏擾行為分別就動機與態樣做出界定，動機部分限於「對於抱持戀愛感情之特定對象示其愛意，但得不到回應而心生怨恨，於是對對方及其配偶、直系或同居之親屬或其他與被害人關係親密之特定人士」。

行為態樣，則羅列了從常見的埋伏、監視到撥打無聲電話、寄送污物等八種不同方式。

德國2007年的《固執跟蹤懲罰法》透過增訂刑法將跟蹤騷擾定義為「頑固地」透過刺探、通訊、威脅等方式侵擾他人及其家人或親近人士，值得注意的是，德國將「濫用他人資料訂購貨品」也明定為騷擾行為的一種，而對於未在法條中列出的其它行為，只要嚴重影響被害人生活作息，司法機關一樣可以依該法裁罰。

PhotoCredit:中央社經由我國、日本與德國的相關法律及解釋比較，未來在反騷擾立法上，應該注意的有三點： 首先，是糾纏行為的動機。

日本立法例偏重關注源於情感挫敗的騷擾，我國及德國法律則未特別強調。

事實上，除了感情因素，舉凡惡意騷擾、被害妄想，甚至是狗仔偷拍、檢警偵查，都有可能出現跟蹤、監視等行為。

去年12月就發生台北101櫃員遭陌生男子持續監看，該男供稱原因竟是「腦子裡有很多聲音」，足見糾纏不全然與感情有關，日本統計也顯示出於戀愛的纏擾只占該種行為的六成。

由此可見，立法時不應只將動機侷限於情感方面，否則又將落入家暴法或《性騷擾防治法》的桎梏，採用「無法律上正當原因」做為動機界定或許是能擴大保護範圍並兼顧實務需要的較佳做法。

第二，觀諸日、德法條文字，可以發現糾纏行為十分多樣，且會隨科技發展，導致立法時容易掛一漏萬，也造成我國實務難以對騷擾行為做出具體定義。

有兩個方法可解決此困難，第一是滾動式修法，亦即就當前較普遍的騷擾行為先為規範，日後再隨社會發展逐步修正，然而此法容易受議事效率影響，未來或將埋沒在政黨惡鬥的硝煙中；另一更具靈活性的做法是用採空白刑法形式進行立法，在法條僅作概括性定義，再將詳細的騷擾行為列舉在授權命令中，以防修法時易受國會杯葛延宕，行為態樣也可隨社會通念的演變做更即時修改。

第三，對被害人的保障應擴大到家人、朋友等親近人士，並且參照日本法中警告令及我國家暴事件緊急保護令的規定，賦予檢警於情況急迫時向法院聲請或自行核發類似命令，要求行為人遠離被害人或停止騷擾行為之權限，以收防患未然之效。

除了應報性的刑罰，立法機關也可審酌行為動機，將教育甚至心理治療納入騷擾事件的處置措施，協助行為人重新建立正確人際交往觀念。

PhotoCredit:depositphotos/達志影像長期的跟蹤、騷擾與監視不僅嚴重干擾被害人心理精神，影響生活起居及工作狀態，更可能是暴力事件的徵兆，無論對於個人安全、生心理健康、生存權以致隱私權都是莫大威脅。

保護國民免於恐懼是國家的基本職責，立法院應負起責任，盡快替司法部門建立法制基礎，以維護人民安心生活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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